本文的出稿得到以下赞赏,特此
首先致谢大群把我的文章评为“毒草文章 ”。
活在1901年的大群与共革阵
列宁在《怎么办？》中实际上已经明确区分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任务，而某些同志,比如说大群、共革阵却似乎忽略了这一区分，将1901-1902年的形势直接机械地套用到2025年的中国，而这恰恰是最脱离实际的表现,走向了自己所批判的那面去了。
“另一方面则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才刚刚开始行动，还没有广泛的同工人阶级深刻的结合起来。”
“我们还在 1895 年之前，我们尚未建立“彼得格勒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既然没有什么成熟的小组可以团结，那么现在也就自然不会有“火星报”。”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刊物开头“关于我们”所指出的。
让我们看一下列宁的原文：
“我们再讲下去吧。我们有没有力量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进 行自己的宣传和鼓动呢？当然是有的。我们的“经济派”常常想否 认这一点，而忽略我们的运动从 １８９４ 年（大致说来）到 １９０１ 年间所 获得的巨大进步。他们是十足的“尾巴主义者”，往往还保持着运动 开始时那个早已过去的时期的观念。当时我们的力量确实非常小， 当时理所当然地决意只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并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 作的一切偏向；当时全部任务就是要使自己在工人阶级中站住脚。 现在则已经有巨大的力量加入到运动中来，有教养阶级的年青一代 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走到我们方面来，在外省各地都有许多参加了运 动或者愿意参加运动的人，有许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不得不待在那里（在 １８９４ 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屈指可数的）。我们 的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缺点之一，就是我们还不善于运用 所有这些力量，还不善于给所有的人以适当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 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谈到）。这些力量绝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机会“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谈不到什么会使力量离开我们的基本事 业的危险。但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 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能够了解我国国家机构内 幕的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的人不仅 在宣传和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列宁《怎么办》）
其中
“（１８９４ 年）当时我们的力量确实非常小， 当时理所当然地决意只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并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 作的一切偏向；当时全部任务就是要使自己在工人阶级中站住脚。”
这就是我们的现在。2025年的中国，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仍屈指可数，甚至连基本的普遍的革命队伍都尚未完全地组建，更不用说在工厂、在工人群众中扎下深根（注意是深根！因为在列宁那时社会主义还是个新鲜的东西,而现在很不幸在一些群众眼中社会主义已经和落后挂勾了,受到中修与各种资产阶级的蒙昧,我们所做的工作比列宁那时候多了破除与特别是重新建立起信任机制）。任何试图在此基础上直接跳跃到“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进行宣传和鼓动（列宁《怎么办》）”的做法，都会因缺乏根基而流于形式，甚至反过来削弱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立足努力。
地上地下——虚伪的流于形式主义的大群
当然,冲塔运动是不可取的,在如今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任何试图直接跳跃到“冲塔运动”（即公开对抗当局、激进地上行动）的做法，更是不可取的。这不仅会因缺乏深厚群众基础而迅速失败，还会暴露革命力量、招来镇压、进一步加深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疏离（大群的黑帮也是如此,完全是披着红皮、披着工业化组织的冲塔运动）。冲塔本质上是脱离实际的冒进主义，忽略了地上与地下工作的关系，以及当前阶段的客观局限。
首先，从地上与地下的划分来看，革命组织的活动形式必须取决于外部敌我力量对比和政权性质。在资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党必须地下活动以避开镇压被消灭；在无产阶级夺权后，就转为地上公开组织。关键不是大群说的“只有革命者牢牢把握专政权……才能远离资产阶级的统治，形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地下空间”,组织内部是否“把握专政权”或“清洗特务”（而且这些是组织建设的手段，不是划分标准），而是外部环境：统治阶级是哪个？本质是敌我力量对比。
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如当前中国），公开的地上行动（如大规模游行、公开宣传或直接对抗）往往意味着自杀式暴露——敌人拥有强大情报网络和镇压机器，任何未成熟的“冲塔”都会被迅速扑灭，从而导致革命力量的重大损失。列宁时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沙皇专制下，正是通过地下秘密工作（如秘密印刷厂、地下联络点）积累力量，才逐步转向有组织的罢工和政治斗争。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也强调地下联络与根据地建设的结合，而不是一开始就公然“冲塔”、与国民党真刀实枪对着干（看看反围剿吧）。当前我们仍处于“1895年前”的极早期，
“在 １８９４ 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屈指可数的”
,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屈指可数，工人信任机制是还没重建的。如果贸然推动地上冲塔，不仅无法动员群众（因为群众基础薄弱），反而会让敌人轻而易举地摧毁我们的萌芽力量——这不是勇敢，而是机会主义的盲动。
其次，冲塔运动会反过来破坏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破除蒙昧、重新建立信任。列宁那时，社会主义是“新鲜事物”，较为容易地吸引好奇者和理想主义者；但今天，在中修的专制与各类资产阶级的长期宣传下，许多工人、群众已将社会主义与“落后”“贫穷”“专制”挂钩。这种蒙昧不是一朝一夕能破除的，需要通过长期、隐蔽的地下工作（比如秘密的工人小组、个别宣传、实际帮助工人解决各种问题）来逐步渗透和心服。公开冲塔往往会引发当局的舆论围剿，进一步强化群众的负面刻板印象——“这些人是极端分子，会带来混乱和镇压”（是的很多群众是这么想的）。结果，不仅削弱了我们在工人中的立足努力，还会让潜在同情者望而却步，实际上延缓群众基础的积累。
线上（电报群）与线下（如融工宣传、作学生工作）只是活动的外在表现，诚然不是划分地上地下的本质标准。地下工作可以完全是线下形式，比如秘密集会讨论,列宁时代俄共的秘密印刷厂或毛主席井冈山时期的地下联络点——这种不依赖线上工具，却体现了地下的实质。大群虽然提到“秘密性只是地下的一方面”，但他们实际操作中将“地下”局限于线上（电报讨论），忽略了线下地下行动的可能性。这又暴露了他们的形式主义：嘴上说秘密性不是实质，却在实践中把线上群当成“地下空间”的全部，导致脱离群众的实际线下工作（宣传、工人小组）。所谓的地下指挥部更是连影子都没有看见——如果大群自己把一小撮的黑帮式阴谋家讨论的话,那确实是有的。笔者很好奇这种行为的性质都区分不了,执行不了,是怎么空谈“翻边战术”的。
况且,地上地下同样可以被资产阶级利用。”内部路线斗争就能“捍卫正确路线，形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地下空间”，这忽略了形式的可渗透性。地上与地下均可被利用，或通过特务渗透或机会主义腐蚀，继而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地下空间”。这时候就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无怪乎各个组织说大群已经沦为了警察的组织。
“长大症”的大群
列宁继续指出：
“现在则已经有巨大的力量加入到运动中来，有教养阶级的年青一代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走到我们方面来，在外省各地都有许多参加了运动或者愿意参加运动的人，有许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不得不待在那里。”
这里的关键前提是“已经有巨大的力量加入”。1901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积累了从1894年以来的进步，知识分子大量涌入，地方上有众多愿意参加运动的人。这才有了向一切阶层扩展的基础。而我们今天显然尚未达到这一步：知识分子的涌入仍零星分散，地方力量微弱，组织程度低下。如果强行要求“在一切社会阶层中都有自己的人”、去搞冲塔活动，结果只会是把有限的革命力量撒得更薄，最终谁也站不住脚。
“在 １８９４ 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屈指可数的”,在2025 年，中国的真正共产主义者也是屈指可数的。远山先生至今还未凑齐他的100个召集员。大群先生们恐怕真的是活在了《怎么办》1901-1902年成文的时候。“现在则已经有巨大的力量加入到运动中来”,大群正在等的就是“巨大的力量”,在此之前,什么都不要做,等待即可。是的,这就是大群的世界观。这是“长大症”,从批经济派的“尾巴主义”滑向了另一种形式的“ 长大症 ”：急于追求形式上的“长大”,幻想一蹴而就,忽略质的飞跃必须建立在量变基础之上，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但有一点常见错误倒的确应该指出。
先锋队、党的出现不是为了联合小组（这充其量是手段）,而目的是为了1894年以后的1901年的“组织这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政治斗争的任务， 使各种各样的反政府阶层都能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以为只要把散乱的、参差不齐的“手工业小组”堆积联合起来，就能凭空变出一个“工业化”的革命组织。这的确是一种形而上的幻想。这种认识是脱离革命实践和组织建设的实际的。
“逆向手工业”的大群与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因为“手工业方式”和“工业化方式”不是简单的数量积累，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质的规定性。例如:大群靠人力堆上去的文章不是工业化,仍是手工业的。这些文章生产往往是“人人有份、各自为战”：不同作者水平参差、观点隐含分歧，甚至夹杂着尾巴主义或教条主义。并没有严格的编辑把关和集体的实践锻造，文章虽多，却像一盘散沙——数量上“堆”起来了，质上仍是手工业式的个体劳动,这仅仅是“人海战术”罢了。
这也仍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形式,急于靠人力“堆”出规模，往往掩盖了对现在阶段性任务的回避。当前首要仍是“在工人阶级中站住脚”，而非追求形式上的“工业化”。这种“堆积式”做法，就类似于经济派的尾巴主义——崇拜自发数量增长（文章越多越好），却忽略质的飞跃（与群众基础的结合、实际的力量）。结果是表面热闹（真的热闹得很），却实际延缓了真正工业化的到来。
严密的党组织是围绕这个
“组织这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政治斗争的任务， 使各种各样的反政府阶层都能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 争和这个党。”
主要矛盾。但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够“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基础”,在1901年“已经有巨大的力量加入到运动中来”党的组织这才变成了迫切的主要矛盾,而在1895年之前（对应的现在）,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群众基础。
政治报的双重作用——伪政治报的大群
列宁的时代，“报”的双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组织作用（联合分散的力量），二是政治作用（进行全面政治宣传和鼓动）。在现代，传统的纸质“政治报”已经被网络所取代，信息传播的载体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搞“报刊”的组织层面上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化为网络；而政治宣传的功能，则更多体现为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一如《革命社会主义阵地》刊物开头所指出的，从单纯的信息传播效率角度看，汉字文字在传播严肃政治内容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密度高、逻辑严谨、可反复阅读、便于深度思考。相比之下，视频或音频虽然直观，但信息容量有限、易受干扰、在传递复杂理论时效率低下，尤其不适合马列毛主义的科学论证和路线争论。因此，当代条件下，最有效的宣传形式仍是高质量的文字作品——理论文章、路线论述、时事评论等。这些文字的集合与传播（例如通过网络刊物、博客、论坛等），实际上已经承担起了传统“政治报”的主要职能：联合志同道合者、澄清路线是非、武装群众思想、方便广泛传播。
某些先生却仍固守1901-1902年的具体形式，要求立即推出“全国性政治报纸”（比如已经失败了“全华政治报”的米宁），这恰恰是教条主义和冒进主义的表现。他们忽略了列宁对不同阶段的区分：当力量尚小、根基未稳时，首要任务是专注工人阶级、积累力量；等到条件成熟（知识分子大量涌入、各阶层已有可靠据点），再推出全国性机关报，才是水到渠成。当前我们仍处于“1895年前”的早期阶段，真正的革命者屈指可数，与工人阶级的深刻结合才刚刚起步。在这种条件下，贸然追求形式上的“工业化报刊”，往往只会把有限力量耗费在表面文章上，从而导致沦为单纯的“集选”(比如《燎原月刊》），而无法真正发挥联合与政治进攻的作用。
什么是可以跨越的？什么是不可以跨越的？
先谈什么是不可以跨越的？
不可以跨越的，则是客观的发展过程本身：取得工人群众的信任、在工人阶级中真正站稳脚跟、积累起足够的力量并在各阶层建立可靠据点。这些不是主观愿望能代替的，因为没有就是没有,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是需要通过长期、艰苦、踏实的基层工作来实现。正如列宁所说：“有没有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基础呢？谁看不见这一点，那就说明他自己的觉悟又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了。”1901年的列宁有这个基础，才敢发出这样的追问。而我们2025年的现实是：群众的自发高潮尚未充分显现，革命者的力量仍极弱小，因此根本谈不上“看不见基础”的问题——因为“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基础确实还没有形成。这哪里是保守、是尾巴主义，分明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游戏中必须亲自打怪升级、刷经验值、收集材料、提升角色等级和技能树的过程。即使你看了攻略，知道最终Boss怎么打，但如果你角色等级太低、装备太差、技能没点满，直接冲上去也只能被秒杀。这些“经验值”和“基础属性”必须通过一场场战斗、一个任务一个任务地真实积累，才能真正变强。
一脉相承地,共革阵也和大群一样具有这个问题,在《不眠的斗争之夜：长沙骑手深夜的车水马龙》其中引用的列宁的话来自于列宁：《谈谈罢工》（1899年底）
“能够领导这一斗争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因为它能够在工人中间传播关于政府和关于工人事业的正确概念。”
但共革阵先生别忘了,前文中还有:
“只有工人已经有了足够的觉悟，善于选择罢工时机，善于提出要求，同社会党人保持联系从而得到传单和小册子，只有在这种地方，罢工才能顺利进行。在俄国，这样的工人还不多，必须集中全力增加这种工人的数量，让广大工人了解工人事业，让他们了解社会主义和工人斗争。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应当共同担负起这个任务，并且为此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
这很明显是两个阶段,即
一、必须集中全力增加这种（已经有了足够的觉悟）工人的数量。
二、为此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
我们才处在一阶段 。
我们需要原料——即群众基础 。
没有群众基础的大群——等待主义、机会主义的大群
在此前提下,大群犯了机械的辉格史观错误，事实上,列宁在那个时代先有群众基础才会有“布尔什维克”。群众基础可是必不可少的——总得有人做群众的实际工作。而大群就常常把其他所有人污蔑成“手工业机会分子”,自然自发地甚至自觉地成为了等待主义,做了群众的尾巴,反而在能动的方面落后于其所批判的“手工业机会分子”。
先在地下建立个强有力的组织,通过与所谓机会分子论战磨练出来坚定的革命者（
“如果连几百几千字的时评都无法完成，又能承担什么艰苦的工作？又怎么身先士卒带领无产阶级？不经过时评磨练自己的宣传能力和对路线的理解，又怎么对未来的革命同志进行宣讲？”
这就是大群所理解的关于实际中的实践的一切内容了） ,然后等到人数多了,地上外部条件成熟了,再往地上派遣人员。按照大群的思路与行为推导下去,所发生的无非是这样子的。然而这种“等待主义”本质上是机会主义，幻想时机成熟就从天而降派“代办员”建立熟人网络，但现实中却连个影子都没有——这压根建的不是党，而是空想脱离群众的乌托邦。群众不会信任这种组织，尤其在现下被资产阶级控制下的信息污染时代，需要通过实际行动重新建立起信任机制。党的建立与建设必须具有“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一套完整的过程。而不是幻想“振臂一呼、从者如云”。
什么是可以跨越的？
主要是某些具体内容和经验教训上的弯路。例如列宁提到的“专门收集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迫切问题的材料，而这种问题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他居民阶层中进行工作的依据”,这是我们可以避免的,不走弯路的。今天我们拥有完整的马列毛原著、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可以直接吸取这些教训，避免经济派那种狭隘的真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偏向，避免在理论上重复一些旧的争论。就像你提前看了游戏攻略，知道哪些支线任务是浪费时间的坑、哪些Boss有隐藏弱点、哪些装备搭配最优、哪些新手常见错误会导致反复死亡。这些都是前人（历史上的革命经验）总结出的教训，你可以直接避开，不用自己一遍遍试错去交学费（这些往往是惨痛的）。这属于认识层面的跨越，是历史的馈赠。
现在的工作也可作为以后真正建党的依据。虽然现在的领导文件还不是党纲,但我们完全可以就现阶段列出一个阶段的纲目,以作为当前工作的指导。
我们现在所做的基层工作、理论学习、路线争论和小范围实践，完全可以作为以后真正建党的直接依据和宝贵积累。这些工作怎么会是如大群所说的“机会分子”“无效的劳动”“盲目的活动”呢？而是为未来工业化组织准备的“原材料”和“预演”：今天在工厂中建立的初步联系、磨练出的宣传能力、通过路线斗争锻造出的坚定革命者、积累的工人信任，不正是明天建党时不可或缺的基石么？？它们又不会因阶段不同而作废，而是会直接转化为更高阶段的力量——正如那时的俄国早期小组的积极作用，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基础。
在“党纲”上作文章——教条主义的大群
虽然当前的领导文件还远不是成熟的完整党纲，但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就现阶段列出一个阶段性的纲目，作为当前工作的指导。实事求是地制定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纲领性文件：明确当前主要矛盾（与工人阶级深刻结合、积累群众基础）、基本任务（专注基层扎根、以清除机会主义）、组织原则（从合法的地上部分到严密的地下核心）和路线界限（革命路线与机会主义的分水岭）。这样的阶段纲目，既能统一现有力量的思想和行动，又为未来完整党纲的制定提供实践检验和逐步完善的基础——这正是可以跨越的智慧：不用等到“巨大力量加入”才开始纲领建设，而是用历史经验指导我们现在就科学地起步，避免无纲领的松散或形式主义的冒进。
我们不应该在没有对应的、相配的群众基础下,教条地要求立即推出“最终版的党纲”（那会脱离实际）！大群的批判恰好一脚踏入了教条主义中去了。又指着共识说是党纲,又是名不副实地虚伪地左右脑互搏。
即使现在不能推出党纲,大群也缺乏完整纲领，只停留在模糊共识,这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统一性与指导作用。纲领应明确阶级斗争目标、策略与纪律，用来指导工作；但大群并没有，只剩电报群聊聊天，写写千钧棒反击,直接忽略线下的地下形式（如秘密工人小组）。这暴露了他们对实际工作的回避，群员连“要做什么”都不知道，不是组织，而是松散网络小资cosplay行为。大群无纲领，就说明无统一，实际上甚至违背了自己一直强调集中制实质——直接不是有计划的“文件夹”，而是无根之萍,在这点上人数最多的大群成了“孟什维克”,是纸老虎了。
“集中偏执症”的大群
为了集中让大家连要做什么都不知道事实上是一种创伤反应,是小群目睹佳士运动失败后偏执地集中阴谋式的领导。在这种集中的情况下,地上压根没有任何行动,笔者实际上很是好奇怎么让群员相信的。答案从其说出“集中大于民主”的时候,笔者就知道以上这种表现就是一种盲信——搞起组织拜集中教了。让大群去大搞集中“赢”学吧,最后也只会变成当代集中营。50人批斗大会、24小时文章制与对应的24小时批斗的反思文章、凌晨4点被催从床上爬起来写文就是明证。笔者不打算穷举出在这种专制下文章与文章之间的矛盾之处了。
对集中的偏执导致已经事实上成为了自觉的反革命者。这不是地下组织，而是逃避避难所；群员被动，组织脱离实际，群组中正常群员的对实际疑问得不回到回应。小群的盲信扭曲民主集中制，不是先锋队领导，而是官僚主义，只会延误群众工作。
官僚主义的大群
大群的官僚化倾向，正是因为它尚未达到真正工业化的布尔什维克水平，却急于追求形式上的“集中”和“严密”，结果直接不可抗拒地滑向了官僚主义。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长期群众实践斗争和路线锻造中逐步实现的工业化：先有深厚的工人阶级基础（彼得格勒等地的工人小组、罢工运动），再有知识分子的大量涌入和全国性联合，才有严密的中央领导、铁的纪律和全面政治进攻能力的实践基础。列宁的党不是凭空“集中”出来的，而是从手工业小组的积极作用中，力量不断增涨,“有巨大的力量加入到运动中来，有教养阶级的年青一代 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走到我们方面来，在外省各地都有许多参加了运 动或者愿意参加运动的人，有许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然后通过正确路线领导下的质变，方才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
大群却恰恰相反：当前运动仍处于“1895年前”的极早期阶段，真正的革命者屈指可数，与工人阶级的深刻结合才刚刚起步，群众基础薄弱、组织根基不稳。在这种条件下，强行追求“工业化”的外壳——绝对化的“地下秘密性”（或者干脆直接取消了,这个对地上的指挥秘密压根不存在）、凌驾于民主之上的“集中”、模糊的“基本共识”——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和官僚化。表现就是：领导层（或自封核心）把持决策，群员被动接受指令，却不知“要做什么”“怎么做”；实际工作停留在网上争论(美名其曰“千钧棒”和表情包“战争”），线下基层扎根几乎为零；对疑问的回应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压制或无视。这不是先锋队领导群众，而是少数人脱离群众的官僚把戏——正如列宁批判孟什维克时所指出的那样。
官僚化的根源在于脱离群众基础的冒进：没有来自工人阶级的深厚信任、监督的群众基础和实际中斗争的锻造，任何“集中”都容易异化为阴谋式指挥、个人崇拜或盲信权威。大群的“集中偏执”，本质上乃是害怕群众自发性、害怕民主讨论的创伤反应（佳士运动失败的后遗症），却自欺欺人地包装成“革命彻底性”。这不仅延误了真正工业化的到来，还直接变成了自觉的反革命因素：脱离实际、压制积极性、浪费有限力量。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唯有回归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群众观：当前阶段，首要任务仍是专注基层、在工人中扎根站稳，逐步积累力量、锻造核心。通过民主讨论制定阶段性纲目，通过路线斗争清除杂质，在群众实践中实现从手工业到工业化的质变。只有这样，新立的共产党才能真正成为布尔什维克式的先锋队，而不是官僚化的空壳。否则，再多的“集中”口号，也只是纸上的工业化，迟早会（大群是已经了）暴露其机会主义本质。
“表情包互点大赛”
最后发问一下,帖子下发动表情包“战争”,在只要非大群所发表的帖子下就点各种贬义表情,试问大群这种行为难道不是与千百篇千钧棒一样地作重复的手工业式的反对么？这就是路线斗争的意义所在么？人的精力与组织的精力是有限的,大群把精力都放在了这个上面,地上的部分又放哪里去了？
有人问大群“他们文笔怎么这么好了”,我看了一下那篇文章下文论述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说不定是“借鉴”了我的文章。
总的来说大群: 没有民主只有集中,没有地上只有地下。更严重的是, 现在是1895年前,却硬要活成1901年 。
“一味责难小组习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了解它在过去那个时期的独特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当时小组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一个专制制度的国家里，特别是在俄国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所造成的那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只能由小组发展而来。小组这种狭窄的、封闭的、几乎总是建立在个人友谊基础上的极少数人的结合，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中必经的阶段。随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才出现了把这些小组联合起来、建立小组之间的牢固联系和保持继承性的任务。”
引自列宁为他的《十二年来》文集所写的序言。
写本文时笔者尚在生病,不打算写太长,其余部分也是老生常谈的了,可以看别人的文章、配合我前一篇《御风：大账篷主义、与左派“厌世病”的共革阵》一同食用。共革阵批大群都没批到点子上,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