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革阵的黑文讲了什么
- 这些文章为什么是唯心史观的
- 共革阵是当代的反革命托派代表
共革阵的黑文讲了什么
为了批判共革阵的黑文，我们首先得知道它讲了什么。
共革阵历史黑文有三篇，分别是《中国社会史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与教训》，《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地贯穿着一条唯心史观的黑线。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共革阵历史黑文的具体内容。
《中国社会史纲》
《中国社会史纲》一文提出了“亚洲邦统主义”这一“新”概念，妄图取代正确的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法。该文认为，中国并非机械地遵循“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的西欧历史演进模式，而是长期处于一种以“跨区域贸易网络、基础设施与水利工程”为基础的“邦统主义社会”。这种形态的产生源于自然环境的压力（如水资源不均、黄河水患和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胁），而这种社会形态迫使社会必须动员大规模劳动力进行公共建设。
该文进一步提出，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呈现出“皇权、官僚、乡绅”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三元结构：其中，皇帝通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形态宣告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以城镇为枢纽建立统治体系。乡绅是土地的实际控制者，通过租佃制剥削农民获得地租。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和防御压力，乡绅必须将政治权力托付于皇权，但其局部利益常受到皇权的干预（如征税、抄没或强迫迁徙）。官僚大多出身于乡绅阶级，通过科举等选拔制度进入城镇任职。他们既是皇权的执行者，又是本族地产业务的暗中保护者。
该文这样阐释古代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既非纯粹的“国有制”，也非绝对的“私有制”，而是一种“有限私有制”：土地名义上归皇帝所有，但乡绅阶级掌握着土地的收益权、占有权和部分处置权。这种私有性受皇权高度制约，皇权可以随时以国家名义摧毁乡绅的财富（如朱元璋打击江南豪强），导致资产积累缺乏持续的法律保障。城镇作为官僚机构驻地和物资调度中心，形成了连接中央与乡村的“吸血管道”，维持着帝国对农村的资源榨取。
关于古代中国的阶级划分，该文这样认为：被统治阶级，主要由身份自由的佃农、自耕农、雇农，以及城镇中的小资产阶级（商人、手工业者）组成。与西欧封建制下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不同，中国农民享有法律上的迁徙自由，他们的人身依附体现在必须服从国家机器的税收和徭役，这使国家获得了“永久性超阶级地位”。在该文看来，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就像一个由皇权（大脑）通过城镇网路（神经）操控乡绅（四肢）去收割农民（血液）的庞大寄生有机体。为了应对外部自然灾害的威胁，四肢不得不服从大脑的指挥，但大脑也随时可能为了维持自身的平衡而砍掉某些不听话的四肢，“乡绅阶级”与皇权、官僚构成了三元平衡，而非简单的地主阶级统治。
该文重点论述了两种观点：其一，否定“奴隶制社会”阶段，该文认为，中国古代小农的精耕细作始终是生产主体，奴隶仅用于祭祀或官府手工业，从未主导过农业生产。其二，反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该文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受限于当时的资料偏见，没有弄清了中国基层的自治性，进而指出周代的“邑”或“里”是具备丰富职能的乡绅主导的基层自治组织，而非封闭的宗族共同体。
这篇文章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它过分强调“国家机器的寄生性”和“自然环境（如水利、地理压力）”对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并且将国家描述为一个“永久性超阶级地位”的实体，抹杀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前进根本动力的地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与教训》
这篇文章，是贩卖托洛茨基黑货的典型。该文有以下几个要点。
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而号召用托派组织取代之。文章说，“然而，“文革”由于没有成立新的社会主义政党，而是尝试用已经严重官僚化的中国共产党来推动官僚集团的覆灭，这必然强化旧有官僚集团的统治，而非推翻它。所以，“文革”之所以失败，并非因为它想革命，而是因为它革错了命。”。至于用怎么样的“政党”来取代作为中国共产党，该文毫不遮掩地提出，用一个“拥有完整党内民主的、新的工人阶级革命党”来取代已经官僚化的中共。下面我们会看到，“拥有完整党内民主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该文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定性为“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从而回避了阶级斗争的根本方面——无产阶级反对执行资本主义路线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妄想用官僚主义和工人民主取代这一根本矛盾。
歪曲“资产阶级法权”的意义，并抹杀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该文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解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原意，而在物质匮乏的现实面前，“通过政治运动”强行“破除”它的做法“被证明”是完全不可行的。文章中说，“物质极度匮乏、饥饿和超长工时使得农民被迫专注于最基本的生存斗争。这挤压了农民参与政治学习、民主管理和文化提升的时间和精力，也容易滋生绝望、麻木和投机等心态。物质匮乏还使得对有限资源的分配权变得极其重要，管理经济和分配物资的职位天然具有滋生官僚主义和谋求特权的诱惑。落后的通讯交通和低下的管理效率也迫使管理趋向集中化和行政命令化，这为官僚主义提供了土壤”，把毛泽东时代说得一团糟，好像经济上没有任何发展，从而为他们的托洛茨基的唯生产力论和洋奴主义招魂。
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该文说，文革时期的文艺政策（如样板戏）是“窒息文艺”，并引用托洛茨基的观点主张所谓的“艺术真实”。正如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该文所谓的“艺术本体论”，实质上是想让小资产阶级的风花雪月重新占领宣传阵地，瓦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文艺。
洋奴主义。该文认为，没有发达国家革命的援助，中国革命必然失败。该文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客观任务，就是需要解决上面的三个问题。能真正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具体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1.在中国境内重新建立一个拥有完整的党内民主的工人阶级革命党，把被官僚阶层所打散的工人阶级自发力量团结起来，在政治上重新组成一股势力，然后推翻工人官僚阶层的统治，尽可能追求工人民主制国家的建立；2.在建新的党的过程中，不仅要把中国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也要促成其他国家的劳动者的团结和革命党的建立，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一个跨越国际的工人国际组织（类似共产国际的建制），以促进世界革命，从而能够让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中国能够直接得到发达地区的援助（主要是经济援助、技术援助），从而为工人阶级能够建立稳定的阶级统治（即采取工人民主制度的方式进行统治）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3.考虑到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即使官僚集团的统治被推翻，工人阶级也难以进行稳定的统治，因而也必然重新形成一个官僚集团维持其统治，因此在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中国工人阶级最多能够建立一个得以支援周边国家的革命的革命政治中心。如果发达国家建立了工人民主制国家，使得中国得以成立一个工人民主制国家，中国就应该在推进世界革命的同时，大力推进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人民主实践、文化革命，以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组织度和工人阶级“文化霸权”的形成。”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如果脱离了发达国家的革命，就必然完蛋，而不会有任何独立自主的可能。
《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历史》
该文的核心观点是，改革开放是“中共官僚集体的自救选择”，将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的进程，描绘为官僚集团为了维持自身统治而进行的内部斗争。
该文认为，今天的中国国体是波拿巴主义的，即是说，平衡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仲裁者。把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说成是落后国家在国际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客观必然。这篇文章不是向我们展现官僚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而是通过列举官僚资产阶级内部的内斗，来为其波拿巴主义论，一国社会主义必失败论作宫斗史观的辩护的。
这些文章为什么是唯心史观的
这些文章，无一例外，都是用唯心史观分析历史的。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文章为什么是唯心史观的。
中国古代历史
我国的奴隶制到了商代，有了新的发展。商代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国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奴隶制有所巩固和发展。
党内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否认中国有奴隶社会；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也胡诌什么中国是“空白奴隶社会的阶段，而径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这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谬论，都是妄图通过歪曲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必须加以批判。
——中国古代史（1975）
我们可以看到，歪曲中国古代史，否认中国有奴隶社会，是从中国托派先驱陈独秀开始就已经出现的老破烂货了。共革阵所自认为的“重大发现”，不过是从历史垃圾堆中捡来的破烂罢了。
在我国的奴隶社会里，奴隶被奴隶主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大量被安置在奴隶制的“井田”(也叫公田)上及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食于官的工商行业里，成年累月地担负着整个社会的生产任务，在奴隶主的皮鞭下从事繁重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创造着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在奴隶主的交易所里，五名奴隶的价格，仅仅等于一束丝和一匹马，残酷的奴隶主随便惨杀大批奴隶当祭祀的牺牲或殉葬。殷墟墓地就有大批奴隶殉葬。仅武官村一座大墓的殉葬者就多至四百人左右。总计殷墟发现的殉葬者在两千人以上。用人作牺牲的人祭，从甲骨文上见到的有百多次，每次数十人以至数百人，最惊人的一次人祭“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这是奴隶主贵族残酷杀害奴隶的血腥罪行，这是酷烈的阶级斗争的见证，也是控诉奴隶制度的罪证。
——儒法斗争史
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从原始公社，经过奴隶制，直到封建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存在奴隶制这一事实，是由各种来源所证明的真理。托派组织共革阵之所以大叫“中国没有奴隶制”，是为了将中国描述为一个“永久性超阶级地位”的国家。
这个“永久性超阶级地位”的国家，正反应了共革阵的庸人只能看到社会现象的表面，而不能透过社会现象看到其阶级实质的庸俗气。在共革阵眼里，只有各个王朝“皇权、官僚、乡绅”之间的权力斗争，而看不到隐藏在这一表面状态下的，千千万万农民群众的力量，看不到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中国的奴隶制度具有土地国有和种族奴役的特点。在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和氏族之间的频繁战争中，征服氏族的氏族贵族集团转化成为奴隶主阶级，建立了奴隶制国家，不仅剥削本族成员中的穷苦平民及沦为奴隶的战俘和罪徒，而且把被征服的大大小小氏族的全部成员，整个地变成自己的种族奴隶。如夏代为奴姓氏族贵族所统治，商代为子姓氏族贵族所统治，西周为姬姓氏族贵族所统治。实行奴隶制下的生产资料国有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部土地和奴隶在名义上属于国王，实际上归整个奴隶主阶级占有。国王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他将土地和奴隶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和功臣，作为他们世袭占用的财产。商代和西周实行井田制，以百亩(约合现在31.2亩)为单位将封地划分成方块田，叫做一田，由一夫即一个成年男奴隶耕种，“九夫为井”方一里，用作丈量土地面积的单位，故称“井田”。实行井田制，国家可用来确定各级奴隶主的奉禄等级和纳贡数量，奴隶主则可用来监督检查奴隶劳动的勤惰与好坏。井田也叫公田，属于王室，一般奴隶主只能使用，不能自由买卖，但这些封地既可世代继承下去，实际成了奴隶主的世袭领地。奴隶主阶级及其国家，通过井田制度，对广大奴隶进行残酷的剥削。
——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部分 修订本 （1976）
可以看到，中国的奴隶制国家绝对不是“永久性超阶级”的，而是奴隶主阶级镇压奴隶阶级的暴力工具。
关于中国存在奴隶制度的文章，现在已经有很多了。我们没有必要重复。我们只指出：在中修学界，也曾经存在一股否定中国存在奴隶制度的思潮，但由于这股思潮缺乏依据，过分不顾事实，所以现在已经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
新中国史
共革阵颠倒历史，为托派理论开路
共革阵颠倒文革历史，妄图混淆黑白，以求鱼目混珠。
为了反对共革阵对文革历史的歪曲，我们必须将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概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行将复辟资本主义之际及时进行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充分发扬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将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革命的终点，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工农群众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根本不同点在于领导阶级的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因而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断革命，进而向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过渡。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根本上的区别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正因如此，新民主主义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战略是“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求中国的先进分子能够不断革命，跟随历史的脚步前进，而绝不能在前进中停下。而一旦停止下前进的步伐，无论一开始是否进步，终于会成为落后的力量，变为历史道路上的障碍。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决定了革命必然会混入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将在民主革命阶段成为革命的同路人。
我们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确有这样的一类人。这一类人，只承认民主主义的纲领，而不承认社会主义的纲领，正如《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中所指出的：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这种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又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相反，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却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革命转变了，向前发展了，要求人们的思想也要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思想还停止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成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对象，正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走资派。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党的领导干部。然而，当民主革命业已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不敢继续前进了。而他们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和他们参与革命的动机也有很大关系。
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所以参与革命，大致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进步事业而斗争。一种是为了在革命后大捞一把而斗争。
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进步事业而斗争的民主派，是优秀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先进思想精华，他们愿意为中国的未来而牺牲。他们参与民主革命，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而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更先进的思想。他们一部分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自觉地成为了走资派。而他们在经过思想上，实践上的改造后，很多都能从不自觉的走资派转变为革命派。
为了在革命后捞一把而斗争的民主派，是机会主义者，是革命队伍中最坏的同路人，是社会主义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而他们是自觉的走资派。他们之所以推翻资产阶级，只是为了让自己代替老资产阶级的位置，成为新的党内的资产阶级。正因为他们参与革命是为了一已私利，他们在革命中总是将自己视为革命的指挥家。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捞取更大的利益。在革命时期，他们总是想篡取革命的领导权，总想成为革命的领导。他们反感参加斗争的前线，倒是对领导革命颇感兴趣。张国焘就是其中的典型。而在革命后，他们便成为了走资派。他们反对革命的发展，倒对捞取油水颇感兴趣。在复辟后，他们成为了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利用夺取的国家机器，疯狂地为自己捞取利益。
正是这一类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这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同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不完全相同的一点。
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使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得不面对前进还是停步的问题。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面对社会主义革命时停步了。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跟随毛泽东同志为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继续前进，并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后，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随之被消灭，社会主义性质的，新的生产关系，随即被建立。但是，新的生产关系，不是说建立就能够建立的。这其中，还存在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还存在着路线问题。
路线问题的具体体现，就是：
是还搞一段时段时间新民主主义（在中国还搞一段资本主义，再过渡到社会主义）？
还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
由于对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上的认识不足，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是认同第一条的。建国前夕，刘少奇说：“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取消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表示赞同他的观点。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的过程中，毛泽东补充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在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
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路线上产生了分歧。这体现在：
是继续维持现在的状况，在中国社会中保留资本主义经济成份？
还是继续革命，不断地扫除资本主义成份，向社会主义过渡？
刘少奇为代表的落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选择了第一条道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这对矛盾作为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矛盾，成为了改革开放前一切政治运动的中心。
文化大革命前，这对矛盾已经日渐激化。而且出现了新的变化：选择第一条道路的人，许多人想将现在的状况无限延长。他们不是为着中国的进步，而是为着自己在现在的状况下能更舒适地生活。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75年所言：“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些人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阻力。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落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必然在路线问题上产生矛盾。
196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民主派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进攻，以及他们在各个方面的资产阶级复辟活动，达到顶峰。与此同时，苏联变修。
这一矛盾，最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国内外的形势，使毛泽东为首的革命的共产党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清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反攻倒算。
然而，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民主派等修正主义者（走资派）虽然暂时失了势，但由于他们在党内占多数，在人民中较有“权威”，所以，他们的力量并没有被消灭，他们在文革中发动“四清”等对革命派的反攻，逐步恢复其被夺去的权力，而到1975年，走资派在人大中已占多数，在各地政府中处于主要地位，这一年，毛泽东为首的革命派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中，处于完全的劣势，邓小平正是在这一年被走资派推上前台。而此时的革命派，只能采用“打入”党和政府的方法，同走资派作斗争。只是由于毛泽东的权威与周恩来的反对，走资派未能于1976年前进行政变，而随着老革命派同志的逝世，走资派已经占尽了优势，1976年10月6日，他们逮捕了革命派的领导，并于之后的几年中在党内彻底驱逐了革命派，并在各地屠杀，清洗革命派。
走资派上了台，他们得到政权后，一方面打碎无产阶级的新世界，一方面恢复资产阶级的旧世界。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到党内资产阶级，再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一条贯穿中国从社会主义时期到资本主义复辟时期的黑线。我们所说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关键在“资产阶级”。它们在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且他们依靠自己的权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取得了资产阶级的位置——这就是他们所以为资产阶级的原因。
共革阵歪曲文革历史的唯心主义把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与教训》一文将文革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独立的工人先锋党”或“革错了命”。共革阵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他们敌视马列毛主义，继承托洛茨基垃圾的必然结果。
那么，既然共革阵认为文革“革错了命”，那怎样才能革对命呢？
这篇黑文是这样讲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客观任务，就是需要解决上面的三个问题。能真正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具体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1.在中国境内重新建立一个拥有完整的党内民主的工人阶级革命党，把被官僚阶层所打散的工人阶级自发力量团结起来，在政治上重新组成一股势力，然后推翻工人官僚阶层的统治，尽可能追求工人民主制国家的建立；2.在建新的党的过程中，不仅要把中国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也要促成其他国家的劳动者的团结和革命党的建立，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一个跨越国际的工人国际组织（类似共产国际的建制），以促进世界革命，从而能够让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中国能够直接得到发达地区的援助（主要是经济援助、技术援助），从而为工人阶级能够建立稳定的阶级统治（即采取工人民主制度的方式进行统治）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3.考虑到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即使官僚集团的统治被推翻，工人阶级也难以进行稳定的统治，因而也必然重新形成一个官僚集团维持其统治，因此在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中国工人阶级最多能够建立一个得以支援周边国家的革命的革命政治中心。如果发达国家建立了工人民主制国家，使得中国得以成立一个工人民主制国家，中国就应该在推进世界革命的同时，大力推进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人民主实践、文化革命，以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组织度和工人阶级“文化霸权”的形成。
而这三个问题，文章是这样分别阐述的：
一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分工压力与中国要维护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矛盾。 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分工压力迫使工人国家必须参与国际贸易以获取必要资源和技术，这种压力源于全球生产社会化趋势。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西方全面封锁，旧中国遗留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产能不足，农业仍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主。
这种生产力水平与国际分工要求严重脱节，迫使中国只能通过集中有限外汇进口重工业设备，同时组织农产品和矿产资源出口以换取外汇。例如 1950 年代中国对苏联出口的农矿产品占出口总额 80% 以上，换回的 156 个工业项目设备成为工业化基石。
参与国际贸易必然引入市场经济规则，逐步侵蚀指令性计划体系。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建立了“统购包销”的全面计划经济，以蔬菜流通为例：国家关闭农贸市场，指定国营蔬菜公司垄断经营，农民按计划种植，无权自销产品。这种体制很快暴露弊端：产销分离导致蔬菜质量下降、品种减少，国家被迫补贴价格倒挂的亏损。
到 1962 年，政府不得不允许菜农自销计划外产品，并放开部分蔬菜价格。
中国为突破西方封锁特别是应对 1960 年代国际局势紧张，开展了三线建设，但中国的生产力基础难以支撑这种产业：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耗时十年才完成一期，二汽的1300 台设备因“边设计边施工”的冒进方针长期“带病”运行。这些低效投资消耗了大量本可用于轻工业和农业的资源，1960 年粮食产量比 1957 年下降 26.4%，迫使 1961 年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紧急进口粮食。这种进口需求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形成“需要工业化→重点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产品短缺→短缺迫使进口→进口需要出口创汇→出口要求灵活生产→需要工业化”的循环。
这表明国际分工压力下维持对外贸易，客观上需要引入少量的市场调节机制，使得商品生产在工人国家迟迟无法被消除，并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留下了物质基础。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当时的国际分工体系一直由帝国主义国家主导。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货币金融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实施贸易垄断，使工人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平等地位。中国1950-1978 年对外贸易数据显示：出口长期以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进口则集中于机械设备，价格剪刀差明显。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的结果，就是 1978 年后中国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在东南沿海设立经济特区，允许外资企业进入并实行市场调节。这标志着为适应国际分工，计划经济体制正式向市场经济机制妥协，这是工人国家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规则所侵蚀的必然结果，也从侧面反映了 1956-1966 年中国在客观上存在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共革阵无非是想指出，新中国由于生产力落后，所以不得不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影响，所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得不向市场经济机制妥协。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很明显，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结论。此种逻辑，无非是通过抹杀新中国前30年经济上的成就，来为他们的托派反动理论张目的。
二是生产力水平落后与国有制计划经济的矛盾。当时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为落后，机械化程度低，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人力和畜力。这种落后的生产力使得个体或家庭小生产仍然是最高效的生产方式。在缺乏机械化、规模化和组织化的条件下，强行推行集体化往往导致效率下降、管理混乱和农民的反抗。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未能有效反哺农业，1976年全国高炉平均容积仅230立方米（日本达3000立方米），化肥成本是国外3倍。落后的生产力使2.3亿农户被困在分散经营中，粮食进口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这种状态延续了私有观念和保守意识，阻碍社会化大生产。更严重的是，农业脆弱性放大价格波动：1959-1961年因粮食短缺引发通胀，而1970年代能源紧张又推高生产成本，形成“轻农—短缺—涨价”的恶性循环。不仅如此，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国机耕面积仅占4.4%时，就开始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导致1959年粮食产量较1957年下降15%。物质极度匮乏、饥饿和超长工时使得农民被迫专注于最基本的生存斗争。这挤压了农民参与政治学习、民主管理和文化提升的时间和精力，也容易滋生绝望、麻木和投机等心态。物质匮乏还使得对有限资源的分配权变得极其重要，管理经济和分配物资的职位天然具有滋生官僚主义和谋求特权的诱惑。落后的通讯交通和低下的管理效率也迫使管理趋向集中化和行政命令化，这为官僚主义提供了土壤。
这是三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托洛茨基主义共革阵在这个地方又陷入了唯生产力论。共革阵的这套说辞，和修正主义者邓小平一样，鼓吹生产落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应该向后倒退。共革阵在制造反动理论方面，并不比他的祖师爷高明。他的一套逻辑不过是说，由于生产力过于“落后”，必须搞资本主义以发展经济，而像毛时代一样，“强行”推行社会主义，只会造成“滋生官僚主义”，也就是他的祖师爷所说的“资本主义怎么样都比封建主义好”，反动托派共革阵无非是重复他的祖师爷的老话罢了。
在后面，我们看到，反动托派共革阵的确和它的祖师爷一样，要求放弃集体经济，退回到小农经济上去：
由此可见，在尚未具备集体化条件时，工人国家必须实施彻底的土地革命，以法律形式规定每户耕地持有上限，超出部分由国家征收并分配给无地雇农，从根源上消除土地兼并的物质基础。其次建立国家粮食垄断体系，成立国营采购站直接对接农户，切断富农通过控制粮食流通环节获取超额利润的渠道。第三推行累进农业税，对超出人均产量200%的农户征收50%以上所得税，抑制资本积累速度。第四发展农业信贷合作社，由国家银行主导农村金融，向贫农提供免息生产贷款，消除高利贷滋生的土壤。同时通过颁布农村劳动法禁止土地租赁和雇工经营，规定家庭农场劳动力不得超过3人，将生产方式锁定在简单再生产范畴。这些措施通过重构产权关系、流通渠道、分配机制三维度，使农业生产要素无法向少数人集中，从而在技术条件成熟前的过渡期维持小农经济的相对均质化状态。
这样，托派共革阵就暴露了自己的真正反动面目。
三个问题的第三点，反动托派共革阵是这样讲的：
三是非生产性消耗膨胀与民生保障的矛盾。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考察1930-1966年中共的建制，也要考察1949-1966年的中国的建制。
而对于1949-1966年的中国的建制，反动托派共革阵是这样讲的：
自1949年以来，中国就带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病，专职干部群体一直都是一个特殊的特权阶层——工人阶级官僚阶层。他们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在过去领导中国人民的工人阶级政党异化为一个为自己服务的官僚党，干部群体垄断了政治权力和精神生产资料，使得群众处于“无权”状态。这一点表现在中国在法律上规定的一党专政体制之中。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就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项工作和政策。虽说中国一直实行所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所谓“各民主党派”在制度设计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无论是政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还是政府部门，党都强调自己要“统一领导”，对民主党派也要求“支持共产党领导，拥护共产党政策方针”，各党派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官方文件、党内文件和党章中，始终突出党对国家和社会“全面领导”，所有的“协商”与“合作”最终要服从中共的统一部署。在各种政治自由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政治活动及政党活动的自由。没有结社自由、表现自由、集会自由，政党活动就不能存在；如果只允许一个执政党的合法活动，那么一切宪法和政治体制所宣布保障的自由，也将变得形同虚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会先下定论说，工人国家必然会出现一个党还是存在多个党，我们会说，具体工人国家到时候会不会有好几个工人政党，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实际革命进程将导致的结果。经济情况、政治情况、阶级意识、国际环境等都是塑造政党的数量和其大小的要素。例如，工业化程度高的社会可能催生多个专业化的工人政党，而农业主导的地区或许倾向单一广泛阵线以及单个工人政党；如果阶级矛盾缓和，多党之间竞争自然会增强；若内外威胁加剧，多党合作，乃至临时一党专政的政策都可能暂时优先。工人阶级多党制的重点在于，工人国家不能在法律上规定一党的独大，也要在法律上明确公民享有自由建党的权力，国家也会为这些党派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物质援助（比如提供会议厅、办公室、印刷厂资源等），同时各党派之间也必须是竞争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不同于资产阶级多党制，在工人民主制国家中，各政党应当是表达群众中不同倾向的“传声筒”和政策优化的研究中心，而非是单纯为了选票、为了空谈而存在的“俱乐部”。
而非生产性消耗膨胀与民生保障的矛盾是如何同共革阵所自己筑起的子虚乌有的“官僚主义弊病”联系起来的，共革阵用下面的一段话说明：
行政与军事系统的非生产性消耗，叠加重工业的优先投入，使中国的财政资源持续脱离农业与民生领域。当1960年苏联撤援与所谓的“自然灾害”并发时，失衡的经济结构终致危机爆发，迫使1961年启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缩减工业规模并增加农业拨款（如1963-1965年农业资金占比升至18.4%）。（然而，这只治标不治本）
这样，共革阵的谎言完成了。我们要指出，这个谎言是很拙劣的。重工业的优先投入是落后的国家摆脱对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依赖，并最终使工业反哺农业的必须途径。反动托派共革阵之所以抹黑新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只不过是为他们的洋奴主义提供学理支撑。
而托派共革阵的反动本质，在这个部分已经昭然若揭。共革阵写道：
中国的工人官僚阶层垄断了管理权力和信息，发展出了自身的特殊利益。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是演变成一种潜在的、深刻的内部阶级斗争——官僚集团倾向于维持并扩大其特权地位和控制权，而工人群众则渴望实现真正的工人民主，对管理者进行有效监督和罢免，防止管理者蜕变为新的压迫者。当计划脱离实际到临界点时，官僚集团为缓解危机只能引入市场补救机制，将资源配置权部分让渡给价值规律（1978开始的改革开放就是典型例子）。官僚集团无法真正使计划能够逐渐完全代替价值规律对经济的影响，所以只能求助于资本主义下的利润指标来完善经济（而这就是在一步一步往资本主义倒退）。在中央计划经济体系的运行过程中，当决策权力集中于脱离生产实践的官僚机构时，必然产生计划机制的结构性缺陷。官僚集团作为独立于生产者的特殊阶层，其决策过程受制于科层制的信息传递层级，导致经济信号在纵向传递中产生严重滞后与失真。由于缺乏来自生产单位与消费领域的即时反馈，中央计划无法动态反映社会真实需求与资源分布，最终形成计划指标与实际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偏差。
也就是说，共革阵认为，改革开放并不是资本主义复辟，而是“官僚集团为缓解危机只能引入的市场补救机制”，只不过是官僚集团的一次政策调整。这不过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美化资本主义复辟的托派反动黑货罢了。
托洛茨基派的洋奴主义与唯心史观
在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与教训》一文中，共革阵彻底暴露了其托洛茨基派所特有的投降主义嘴脸。
托洛茨基从来都不相信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共革阵继承了托洛茨基的衣钵，也学着托洛茨基一样，说“考虑到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即使官僚集团的统治被推翻，工人阶级也难以进行稳定的统治，因而也必然重新形成一个官僚集团维持其统治，因此在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中国工人阶级最多能够建立一个得以支援周边国家的革命的革命政治中心。”针对这样的胡扯，斯大林在1925年就已经有过反驳：
我们就拿托洛茨基在1922年给他的小册子《和平纲领》新版所写的《跋》来看吧。他在这篇《跋》中写道：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才会是可能的。”
托洛茨基这样说，显然是违背实际情况，顽固地想把“不断革命论”从完全破产中挽救出来。
原来，不管怎样辩解，也是不仅“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原来有人曾希望“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原来也不会有丝毫结果，因为不管怎样辩解，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是不会有的。
那么，既然西方还没有胜利，俄国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连根腐烂，或者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
无怪乎托洛茨基说我们党“蜕化”已经说了两年。
无怪乎托洛茨基在去年预言我们国家定会“灭亡”。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斯大林
事实证明，托洛茨基派所奉行的，只不过是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的洋奴主义。这种洋奴主义，只能是否认中国在1950-1970年代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这种思想不过是彻底的投降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派共革阵不理解人民的创造能力，不懂得“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唯物主义能动的认识论，而将社会的发展归因于外部环境的影响，认为先进的工业只能从外部输入，从而陷入了只知道环境作用于人，却忽视人的实践改变环境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资本主义复辟史
托派共革阵的《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历史》，是一部使用宫斗史观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反面教材。
在这篇著作中，我们只能看到共革阵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描述成波拿巴主义的，平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在这一基础上，共革阵开始散布其宫斗史观。中国工农群众的斗争在这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中修党内各派的斗争，仿佛历史正是在这些派别斗争中产生的。
共革阵甚至认为，1978 年至 1990 年代中期的工人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这不过是他们宫斗史观所必然得出的错误结论罢了。
第一阶段是 1978 年至 1990 年代中期的制度转型期，在这一时期，中共放弃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开始主动引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重构国内的生产方式。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积累创造制度条件——土地流转、劳动力市场化、国企改制、私有化和税制改革——而这些改革的代价，是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全面被剥夺，毛时代残存的社会保障体系被拆解，农村集体经济被肢解，城乡分割制度被重新固化。 这一阶段还没实现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工人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但是改革已经为 2001 年的彻底复辟打下了基础。
同时，我们看到，共革阵对中国的判断也出现了失误。他们看不到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而将中国描述成“世界工厂的牢头”，以此为他们的洋奴主义制造依据。
共革阵是当代的反革命托派代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共革阵的理论是托派唯心主义理论的继续。
我们应该认识到，共革阵不止是鄙视人民的智慧，不相信群众的品格，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进行恶意的揣测。也绝不会是“共产党人、工人工作者、组织者、演讲者、教育者”。共革阵是一伙以托派理论为基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要革命，但绝不是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托洛茨基主义革命。他们的托派唯心史观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相信人民的力量，而只可能向“先进国”摇尾乞怜。今天的共革阵，已经表现出了这一迹象：他们故意使用他们不太熟练的资产阶级论文写法来宣扬他们的观点，这使他们脱离群众，除了各地调研旅游外没有任何成绩。
我们不必过分担心共革阵，他们不相信人民，工人阶级不会和他们这群反革命走。
今天，中国的群众大多不在Telegram等外网社交平台上。共革阵失去了外网，就不能生存。
我们的阵地主要不是外网，而是在各地的工人群众之中。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