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批判
作者：工农解放社
前言
四万亿计划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面对经济危机的“强心剂”。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法阻止危机的再一次到来，一旦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到一定阶段，这针强心剂自然就失去了作用，反而使危机更加猛烈地爆发。
四万亿计划实行不久，这一趋势便更加明显地显露了出来。而在2015年，走向爆发经济危机的趋势愈发明显。面对危机，资产阶级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图通过破坏生产力，让人民为危机买单：试图通过发展科技产业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并通过削减过剩产能等一系列方法，将危机转化为了人民的痛苦。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进行兼并重组民营企业，转嫁债务到人民头上，自身实力得到了增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修官方的声明中，可以归结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的目的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强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我们在具体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上，官方是这样说明的：
“供给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浪潮进行回应。从宏观层面看，生产决定消费，供给创造需求，同时消费也会对生产、需求对供给产生反作用。只有二者保持相对均衡，才能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通过调控使之处于相对均衡状态，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从微观层面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必须进行创新，成为创新活动的先行者，以生产更加物美价廉的新产品更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打破原有技术条件下市场供需相对均衡的态势并获得高额回报。与此同时，市场上的其他主体也会效仿创新活动的先行者，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方式，分享创新活动产生的超额利润。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超额利润逐步转化为平均利润，如此不断反复，社会经济技术水平就会不断上升到新的层面，新的市场需求就会被不断创造出来并得到满足，经济发展质量也会不断提高。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供给侧都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总要与需求侧相配合才能发挥出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上面这段话，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话，就是说：
宏观上看，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调控，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均衡，也就是说，避免产能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
微观上看，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必须进行创新活动，才能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才不至于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但是，一个企业使用了新技术，却不能长久地独占这一技术。其他企业也会学习这一技术并同该企业竞争，一旦社会普遍使用这一技术时，这个企业的超额利润就会丧失，而其曾经的超额利润率就会成为社会的普遍利润率。
中修反动文人是看不到人民的疾苦的，这并非是他们眼睛瞎，而是因为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歌功颂德。至于人民的苦难——那些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改革的“阵痛”；对他们来讲，这些人，“怎么能算人呐！”
这些反动文人，正是站在这样反动的立场上，来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他们来说，这场改革是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无论是生产资料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改进，还是对中国金融杠杆（指经济主体（企业、个人或政府）通过借入资金（增加负债）来放大现有自有资金投资规模，从而试图成倍放大投资收益（同时也会成倍放大风险）的金融机制。就像物理学中的杠杆可以用较小的力量撬动重物一样，金融杠杆的作用是“以小博大”。）的削减。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说明这一过程真正的实现过程，因为这一过程的实现，只是通过无情抛弃人民的利益来实现的。
下面，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什么样的改革。
一、去产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在题为《中国式产能过剩：历史考察及对新发展阶段治理的启示》一文中，这样说明中国2015年左右的产能过剩情况：
产能过剩的背景
从国内来看，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于2008年中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各地掀起新一轮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热潮，工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2010—2011年，CPI增速连续超过3%，PPI增速超过5%（表2），“防通胀”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2010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2009—2010年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基调进行调整，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标志着宏观调控政策整体收紧。从国际环境来看，2010年左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2011—2015年全球GDP增速3%左右，较2004—2007年4%以上的增速回落明显。受此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回落明显，2012—2014年出口增速持续低于8%，较2003—2007年25%～35%的增速大幅下降（表2）。
产能过剩的表现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收紧以及出口增速回落，叠加经济刺激计划所形成的新增产能集中释放，过剩问题全面凸显，产能过剩从部分行业转变为全局性过剩。数据显示，2013年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其中，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2012年末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另外，许多新兴产业与高端产品，如光伏设备、风电设备、LED等，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过剩。
产能过剩对工业企业效益与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可以概况为“一降四升”。一是GDP增速回落较快，经济增长压力明显加大。2012—2015年中国GDP增速区间为7%～8%，较2008—2011年的9%～11%明显下滑，而且呈现逐年回落趋势。二是工业产品价格下降明显，经济持续处于“通缩”状态。2012—2015年PPI持续下跌，并且跌幅有扩大趋势，其中2015年PPI跌幅5.2%，为历史第二大跌幅（表2）。三是企业经营效益明显下滑，亏损面持续扩大。2012—2015年，重点工业行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下降，利润总额增速下滑（表4）。例如，煤炭业连续四年利润总额增速为负，企业亏损面从13.0%上升到31.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三年企业利润总额增速为负，企业亏损面从20.0%上升到23.4%（表5）。四是财政收入增幅下降，政府财政压力显著加大。2012—2015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区间为8.4%～12.8%，显著低于2008—2011年的11.7%～24.8%。五是宏观债务水平快速上升，经济系统风险加大。大量“僵尸企业”的出现导致银行坏账、死账规模快速扩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2015年末中国全社会杠杆率（未包含金融部门）为254.8%，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
以上的文字，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就是说：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在各地出台后，各地的经济受到刺激，盲目扩大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同时，国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商品难以出口，致使生产过剩的产品愈发难以找到销路，生产过剩愈发猛烈。与此同时，随着生产过剩的加剧，经济出现了倒退，工业产品整体价格下跌，企业利润与财政收入下跌。然而，在金融上的风险却在不断上升。
面对这一情况，中修只能使用毁灭生产力的办法，制定“去产能”政策，通过消灭生产力的办法，来恢复供求平衡。
中修资料这样供认：
2013年至2015年，中国淘汰落后炼钢炼铁产能9000多万吨、水泥2.3亿吨、平板玻璃7600多万重量箱、电解铝100多万吨。2016年，中国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亦成效初显。与此同时，新动能快速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5个百分点；全国新登记企业553万户，比上年增长24.5%。
——201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近几年的“去产能”的表述
2016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钢铁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和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累计退出粗钢产能超过1.2亿吨、煤炭产能超过5亿吨，分流安置职工110余万人，2017年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6500万千瓦，提前超额完成了年度各项目标任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行业运行状况明显好转，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取得积极进展，市场竞争秩序得到有效规范，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完善。
——关于做好2018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8〕554号)
这种所谓的“行业运行状况明显好转”和“利润回升”，绝不是社会生产力真实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建立在极其残酷的阶级剥削与资本重组的基础上的。
大资本吞并小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极度强化，正是这一剥夺的鲜明写照。危机总是加速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形成。“去产能”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资本内部的兼并战。被强制关停、淘汰的“落后产能”，绝大多数是没有国家信贷背书的中小民营资本。随着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破产出局，煤炭、钢铁、建材等上游基础产业的市场份额和定价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大型国有垄断资本集中。供给端被强行收缩之后，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大幅飙升，大型垄断国企借此攫取了惊人的超额垄断利润。
与此同时，对千万产业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去产能”不仅消灭了“过剩的”机器，更摧毁了无数工人的生计。中修资料中，“去产能”所造成的“分流安置职工110余万人”，实际上是继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制”后，对工人阶级的又一次的大规模剥夺。大量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工人失去了相对稳定的工作，被抛入残酷的劳动力市场，沦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这批劳动力被迫流入服务业、外卖平台、物流快递等所谓的“新动能”领域，忍受着缺乏劳动保障、随时可能被解雇的“灵活就业”状态。这使得资本通过算法和极度延长的劳动时间（996、白加黑），更加肆无忌惮地对无产阶级的绝对剩余价值进行疯狂榨取。
此外，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依然低迷的背景下，从“去产能”中被挤出或积累的庞大过剩资本并没有消失，它们疯狂地涌向了收益率更高的金融系统和房地产领域。伴随着2015年开启的“棚改货币化”，国家将巨量债务转移到了广大城乡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家庭资产负债表上。实体产业的过剩危机，被转化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房地产金融泡沫。劳动群众不仅要在生产领域遭受剥削，更要在流通和消费领域（高额房贷）被金融资本吸二次血。
二、去库存
所谓的“去库存”，是中修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将自己的债务危机转稼给中国人民，从而对人民欠下的另一笔血债。
我们都知道，房地产泡沫在2015年左右，已经接近了破裂的边缘，2015年，中国的三四线城市面临巨大的房地产库存积压，房地产的资金链条处于断裂边缘。房地产危机即将来临，为了化解这一危机，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发行了PSL（抵押补充贷款），下面，我们来看看中修央行的PSL是怎样将房地产的包袱渐逐去除，而人民在这一过程中遭受了怎样的灾难。
PSL，即央行于2014年创设的一种结构性货币工具，官方供认，这一货币工具主要服务于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其发放对象是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和农发行。这一结构性货币工具的作用机理是：央行为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及农发行三家银行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这三家政策性银行再把这些资金贷款给各项目，这些项目是特定的，其中包括棚户区改造。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等等。这些项目拿到贷款后，就会进行棚户区改造等工程，但是，棚户区改造工程并不是建设新安置房，而是拆迁旧房的同时，将拿到的贷款，作为拆迁补偿款发放给折迁户，让他们拿补偿款购买新房，这即是PSL的传导方式，而拆迁户收得补偿款作为补偿的方法，即棚改货币化。
棚改货币化，是通过政府定向向棚改等领域发放资金，促进房地产市场库存被消化，进而稳定经济的一种手段，现在我们未分析一下，棚改货币化后，中修政府和居民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动。
首先，对居民来说，棚改货币化，使其需要花补偿款购房，然而，正如中修所供认的那样：
“此外，有些地区在棚改和去库存过程中，也出现了为实现速度、目标，扩大棚改规模并间接拉动了房价上涨的情况。比如，拆掉并没有达到使用期限、条件并不危旧且居住位置较好的房屋，使一些居民不得不用安置款加贷款去购置位置较远的库存商品房。” ——《兼顾棚改和调控双重目标》中国政府网
这即是说，许多居民的补偿款并不足以支持他们购买新房。对于这些居民而言，他们不得不贷款去买房。这样一来，居民欠下了房贷，而开发商卖出了房子。开发商的坏账，便以房贷的形式，转移到了居民头上。
不仅如此，棚改货币化还造成了另一种恶果：即货币化安置使许多居民拿到安置款后，去购买新房。这样一来，购房需求迅速上升，房价也随之上涨。结果，不仅棚改户的负担加重了，整个社会所有买房居民的负担也都加重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房子卖出去了，钱赚到了，坏账消除了。在这一链条中，房产的坏账转移了，市场的秩序“恢复”了，房贷的负担更重了，人民的苦难更深了。
中修官方不得不供认：
实践表明，持续推进包括货币化安置在内的棚户区改造，确实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促进了城镇化建设和城中村改造，提升了城市功能和承载能力，并推动了三四线城市楼市去库存，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消费和经济增长。不过，由于货币化安置及相关的一些购房补贴、奖励政策使需求明显增加，使得一些地区的房地产库存显著下降，价格也一路攀升，甚至对冲了以控房价为目标的一些楼市调控措施，导致一些三四线城市在调控背景下房价不降反升，甚至快速上涨，这必然导致包括货币化安置居民在内的所有居民购房成本上升，压力加大。 ——《兼顾棚改和调控双重目标》中国政府网
三、去杠杆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一个企业通过借贷来发展，用较少的资本撬动较多的资本，这种机制就叫“杠杆”。杠杆率，简单来说，就是衡量资本“以小博大”疯狂程度的具体指标。如果资本家自己只有100元的本金，但他通过向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债券，借来了900元，凑齐了1000元的总资本去投资扩张。那么，他的资产负债率就是 900/1000 = 90%，而他的财务杠杆率就是 1000/100 = 10倍。这意味着，一旦投资赚了10%（即100元），对于资本家来说，他用自己的100元本金就赚回了100元，实现了100%的超额暴利。这种机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市场行情不好，投资亏损超过10%，他的本金就会瞬间清零，并且立刻陷入资不抵债的破产泥潭。而在社会层面，杠杆率通常是指全社会的总债务量（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借的钱）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
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下，资产阶级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并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会盲目且贪婪地不断推高杠杆率，疯狂借贷扩张。但这种建立在庞大债务堆上的“繁荣”是极其脆弱的。一旦生产过剩导致产品卖不出去，企业赚不到钱、还不上利息，高杠杆率就会瞬间化为引爆经济危机的炸弹。
去杠杆，本质上是一种推迟危机爆发的手段。去杠杆政策，大致有以下几种实施方法：
砍表外信用，收影子银行。
表外信用，即商业银行从事的，按通行会计准则不列入常规资产负债表内的信用中介业务。通俗来讲，就是银行为了规避国家对贷款规模、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严格监管，将一些放贷业务转移到账本之外进行暗箱操作。
影子银行，即游离于传统银行业监管体系之外，却从事着类似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具有信用创造功能的实体或业务活动（如部分信托公司、理财产品、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等）。
砍表外信用与影子银行，是因为表外信用与影子银行的过度扩张，已经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安全。表外信用和影子银行的无序扩张，使得中国金融的杠杆攀升，推高了金融风险。对表外信用与影子银行的整治，一方面可以降低中国的金融杠杆，缓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挤压了许多民营资本的借贷空间。许多民营资本依靠表外信用和影子银行生存，而这一政策使这些企业破产倒闭。而且，大型的国企由于能更容易地取得正规贷款，因而更容易在危机时存活，进而兼并难以获得贷款的小型企业，并进一步加强其垄断地位。
用行政、金融、法律等工具，对企业资产负债表进行重排。
2016年国务院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一文中，说明了降杠杆的方式：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增资扩股，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这些措施的要害，在于国家出手对企业重新编队，实际上由国家决定哪些企业能活，哪些企业该死。由于小型的、负债依赖影子银行的企业率先被出清，而大型的垄断企业并不受这一政策的影响，垄断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兼并等方式，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四、降成本
“降成本”，在官方的政策文章中，可以归纳为“简政放权”与“减税降费”。其目的是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刺激经济发展。
然而，降成本并不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官方明确指出，不仅要“降低税费”，还要改革低效企业。“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因此‘降成本’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和转型结合起来。如果只是为降而降，甚至是为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抬轿子，那就不符合以‘降成本’盘活企业，进而带动经济转型的初衷了。”
所以，降成本降的只是“先进企业”的成本，落后企业并不在目标范围内。这加速了先进大企业对小型企业的兼并，提高了大企业的垄断程度。与此同时，“降成本”也使无产阶级的苦难进一步加深了。
在“降成本”的具体措施中，除了政府减税、降低融资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降低用工成本。
那么，用工成本如何降呢？用工成本说白了就是购买劳动力所耗费的钱，即发给工人的总工资。为了降低用工总成本，大致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所谓的“减员增效”，即通过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用机器替代人，在一定的时期内，降低雇佣员工的数量，或者是解雇一批暂时多余的员工，这就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而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又造成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被动局面，使得普通工人的工资能够被进一步降低。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降低用工成本本质上是对工人的进一步剥削，是工资进一步降低的代名词。
劳动力的贬值与工资的降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简单劳动（如体力劳动者）而言： “去产能”造成的失业潮，使劳动力供给过剩，工资更加低廉。资本家如是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至于那些被抛向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为了养家糊口，只得选择几乎没有社会保障的“即用即弃”型“灵活就业”平台，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劳务派遣工等。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不给他们社会保障以降低用工成本，另一方面又通过平台算法榨取他们的每一分钟，并利用广大的失业群体威胁他们“老实工作”。
对于脑力劳动者而言： “降成本”意味着“996”已成为常态，甚至出现了更多的“007”（即从凌晨0点工作到次日凌晨0点（24小时待命），且每周7天不休息），即延长工作时间而工资不变。
所谓的“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其全部涵义就在于此。
五、补短板
“补短板”，在中修官方的论述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技术能力短板，即所谓的“卡脖子”技术。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即5G基站、基层公共服务等与发展不均衡所产生的需求，也就是中修所谓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制度与营商环境，即“软短板”，着力点在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微观市场活力。
而“补短板”政策，本质上是通过科技发展，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经济，从而消耗过剩产能，达到缓解、延迟经济危机的目的。然而，这种依赖创新刺激经济的办法，是一种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强心剂。它虽然能暂时制造经济上的景气，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它会导致经济危机在未来更猛烈地爆发。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政策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大规模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来人为地扩大总需求（比如大搞基建、发放补贴等），以此来强行消化过剩的产能。然而，这种依靠国家干预的“强心剂”虽然能解一时之渴，却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它只是把当前的生产过剩危机，转化为了未来的通货膨胀和债务泡沫。
而中修官方所谓的“补短板”，特别是“补短板”中通过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科技创新和新基建来刺激经济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刺激政策。
这种政策的后果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失业的加剧。
国家投入巨资去研发“卡脖子”技术和建设新基础设施，确实在短期内拉动了相关产业的投资，创造了新的利润，让那些垄断资产阶级和大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但科技的飞速进步，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进一步提高（即购买机器设备等不变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大，而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比例越来越小）。更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算法将以更快的速度替代活劳动，大量工人将被排斥出生产过程，沦为产业后备军，这将进一步压低整个无产阶级的工资水平。
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
国家主导的科技攻关和新基建，在短期内可以给一部分垄断资本带来订单、补贴、融资和市场优势，使它们获得暂时的超额利润。但是，从整个社会资本来看，这种技术升级必然推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机器等不变资本不断膨胀，而雇佣活劳动的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相对下降。
由于机器本身不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能从活劳动中产生，资本家为了竞争，不得不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但当这种技术从个别企业推广到整个行业以后，个别资本的超额利润就会消失，整个社会资本反而面对更高的固定资本投入、更重的折旧压力和更低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家可以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工资、降低原材料成本、扩大对外市场等办法来抵消这种趋势，但这些办法只能暂时延缓矛盾，不能取消矛盾本身。
因此，“补短板”不是消除了危机，而是在更高技术水平上扩大了资本积累的矛盾。资本越是依靠机器和技术来追逐利润，利润率就越是下降。利润率越下降，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就越深。
更高水平上的生产过剩。
利润率趋向下降，并不会使资本自动停止扩张。相反，为了弥补利润率下降，资本往往更加疯狂地扩大生产规模，用更大的产量、更快的周转、更广的市场来维持利润量。这样一来，生产过剩就被推向了更高水平。
新技术的应用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社会生产力空前膨胀，商品的生产效率和规模将成倍增加。但是，正如我们在“降成本”中所分析的，广大无产阶级的工资正在被不断压低，购买力严重不足。一边是科技升级带来的天量产品，另一边是因剥削加深而日益萎缩的消费能力。
因此，这种依赖科技创新刺激经济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供需矛盾，而且在将危机向后推延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着更具破坏力的能量。资产阶级企图用发展新科技、拓展新产业的办法，来逃避经济危机，结果，只会是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制造出了一场规模更加空前的生产过剩危机。旧的“短板”在技术上被补齐了，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分化与消费不足的“短板”，却被拉得更长了。这就是“补短板”政策的最终的必然的结果。
因此，这种依赖科技创新和新基建刺激经济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根源，反而在更高的程度上加深了危机。一方面，机器的使用和创新排挤活劳动，制造更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活劳动相对缩小又使平均利润率下降，迫使资本进一步压低工资、扩大生产、争夺市场。结果是，科技的短板被补齐了，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短板——利润率下降、贫富分化、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变得更长了。所谓“补短板”，最终不过是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准备一场更猛烈的危机。
欢迎加入工农解放社
团结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各组织，寻找共同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战友！
联系我们： [email protected]
频道： https://t.me/WPEC2025
群组： https://t.me/Liberation1917
XMPP桥接群： https://conversations.im/j/[email protected]
加入我们： https://survey.cmlmu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