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史提纲
作者：工农解放社
前言
1992年到2012年，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深入的二十年。
在这二十年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其代价是劳动人民的苦难。资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大发横财。劳动人民日益恶化的购买力同资本主义无止境地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时尤其清晰地表现了出来。而这一矛盾，直接后果是国内市场无法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这正是经济危机的前提。为使经济危机尽可能晚些到来，中修政府不是提高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以扩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政策。中修政府一方面砍掉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福利制度，把住房、医疗、教育等原本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领域推向市场，使劳动人民不得不用有限收入和长期债务承担生活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投资、信用扩张和对外出口，为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寻找出路。这一切实践说明，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早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了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为了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中修政府不仅强行扩大内需，还向海外扩大市场。中国从1996年左右出现生产过剩，同一时期，中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并将其放在“引进来”之上。
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成为中国彻底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个标志。然而，这一切都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表现即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中国的对外出口下降，扩大内需成为了中修政府的唯一选择。作为应对方法，2008年中国启动了四万亿计划，通过扩大政府赤字，超发信用的办法，给经济打强心剂。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实际运用。中修通过给经济打强心剂，成功地延迟了经济危机的来临。然而，凯恩斯主义只能作为一剂副作用极强的强心剂起作用，而它的副作用，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同时发生的滞胀危机。而今天的房地产泡沫，正是当年打凯恩斯主义经济强心剂的后果。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二十年间，随着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化，人民的反抗斗争，正在一天天地成长。从孟连到池州，从石首到乌坎，英雄的富有斗争精神的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呼喊，一次又一次地战斗。其中，安徽登封的马毛党成为了中国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支先锋队。江西丰城的农民运动为首的中国农民运动成为中修被迫取消农业税的根本原因。
下面，我们来详细讲讲中国在1992年到2012年之间的历史。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巩固
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是市场经济建立的关键。
国企改革是一场浩劫，改革洗劫了工人阶级所创造的社会主义财富，而改革的赃物被尽数收入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囊中。
国企改革是被强制推行的，国企被官僚资产阶级故意破产，而官僚资产阶级又借口国企经营不良，将工人阶级创造的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收入麾下。
国企改革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广泛地抵制。然而，由于工人的自发行动缺乏先锋队的自觉领导，往往遭到失败与镇压。
关于国企改革的过程，中修材料是这样讲的：
随着其他所有制企业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有企业逐渐面临严峻挑战。到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比1987年上升十多倍，相当一部分企业不能正常发放工资和退休金。 1998年至2002年，国企改革在三方面实现了突破：通过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上百万家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退出公有制序列；通过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5000多户扭亏无望的困难企业退出市场；通过再就业中心和基本保障线政策，托管、安置了近3000万下岗职工，建立了国企职工可以流动的机制。
国企改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国企改革中所谓“扭亏无望的困难企业退出市场”，实际上是将曾经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遗产收入私囊。而随着这些企业的被破产，一大批优质的机器，厂房等被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官僚资产阶级从中大赚一笔，他们有的倒卖机器，有的干脆自己或让家人朋友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开工厂，从而又制造了一批新资产阶级。
中修不得不供认，许多官员从国企改革中“侵贪国有财产”。
中修喉舌新华网交待了一些事实案例：
万华置业股份公司总经理冀党生在1995年至1998年间，利用担任国企领导之便，打着国企的名义注册多个公司，通过几次改变法人，将公司操纵在个人手中。1999年10月，他采取虚假手段将万华公司中的71.6%折合人民币两千余万元股份转到个人控制的3个公司名下侵吞。 原机械工业部经济调节与国有资产监督司企业财务处处长、中国物资开发投资总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陈洪喜在1997年4月至1998年7月间，趁机械工业部撤部建局，利用掌管账外资金的职务便利，将其掌管的机械工业部账外资金近两千万元转移并购买国债盈利。调离原岗位进行业务交接时隐匿不报，日后予以侵吞。
事实上，这些仅仅是小巫，而大巫们——即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头目——所私有化的国家财产更是不计其数。坐拥24亿人民币存款的炫富高干子弟，以及被整下台的周永康，都是其中的例子。这个官僚阶级，用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自己积累了千年也用不完的财富。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仅仅是个别的贪污腐败，而是作为政党来掠夺、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为了达到永远骑在人民头上吸血的目的，他们在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
大下岗
所谓的国企改革，无非是修正主义集团用强制手段剥夺工人的权利，来达到他们发家致富的目的的手段罢了。而随着国企改革来到的下岗潮，是修正主义集团犯下的又一罪行。
对于90年代的下岗潮，中修官方对此缄口不提，仅仅这样在百度百科上供认：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一直面临改革开放以后所带来的种种冲击。进入九十年代，大量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三角债频发。在此关键时候，国有企业重组也就成为必然，进而引起重组后各企业大量裁员的下岗潮。在当时虽然引起部分下岗职工的不满，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企业的发展却是非常成功而且影响深远。不过在此过程中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也非常多。
下岗是一种变相的失业。
下岗工人这样控诉：
虽然工人失去工作，但仍挂属于原单位，且没有工资。若自行离职，则得不到劳动补偿。因此大量下岗工人因有长工龄，不希望连补偿也失去。所以多数下岗工人既无工作，也无收入。多数工龄补偿为一至十万，有部分国企拖欠工人补偿，也有用解散为借口不给与下岗工人任何补偿。
下岗的具体人数，一位叫做“元淦恭”的作者是这样统计的：
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在全国究竟影响了多少人，并没有完全准确的统计。 不过，我们可以查阅当时的一些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管窥其规模。 鉴于下岗潮主要影响的，是当时面临转型、改制乃至破产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因此分析下岗潮可资参考的数据，就是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总数（下称“职工总数”）的变化。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数的减少数（下称“职工减员”或“减员数”），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下岗失业人数，但总体是和下岗失业人员总数较为接近的数据。 1996年以前，中国职工总数一直保持在1.4亿以上，基本保持稳定。但1997年，职工减员333万，1998年一年又断崖式减员2906万。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全国减员数达到3239万，相当于1996年职工总数的22.7%。 从1998年到2002年，下岗潮还在持续。到2002年，职工总数比1998年又少了2736万，降幅是24.8%。 从1996年到2002年，短短六年间，职工总数减少了5975万，较1996年水平净减少41.9%。 透过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的统计年鉴，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全国各地“下岗潮”的面目。网站上的年鉴最早收录到1999年，因此我能查到的最早的分省职工数据只到1998年。观察1998年到2002年四年分省职工减员数，会有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发现。 …………
也就是说，接近½的工人被修正主义集团强制失业，而在东北，这一数字更加触目惊心。
大下岗是工人阶级的灾难，由于国企改革，多少工人家破人亡，多少工人背井离乡！
官僚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工人赶出工厂，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将工人的权利剥得精光，让工人彻底沦为雇佣奴隶，这就是国企改革的实质。
工人福利被强制取消
一系列的复辟政策，导致的劳动人民生活的日益恶化，购买力日渐下降。而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又使产品日益增多。本来，如果将产品分给工人，或者将工人的工资提高，都可以使过剩的产品得到消耗。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言，“当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个规律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间因争夺殖民地而发生冲突和战争），如果资本主义不向落后国家，不向拥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国家输出资本也能发展，如果“宗主国”的过剩的资本积累不是用于输出而是用来大力发展农业和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最后，如果这些过剩的资本是用于提高全体工人阶级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果这样，那就无所谓对工人阶级加紧剥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日益贫困化，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加紧压迫，以及资本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了。如果这样，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为此，官僚资产阶级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就是不愿真正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它们通过市场化改革，把原本由国家承担的一部分生活保障，转嫁到劳动者个人身上。这样一来，劳动人民成为了“消费者”，被迫用更高的生活成本、更重的家庭负担和更长久的债务，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强制取消福利分房，是修正主义集团的又一次犯罪。
早在80年代末，中修便将土地使用权商品化，使土地沦为地方资本运作的筹码。1994年分税制改革大幅集中了中央财权，却将庞大事权留在地方。财政上的亏空，迫使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财政，形成了地方政府贱卖工业用地吸引资本，换取GDP增长，同时垄断并高价出让商住用地，将招商引资的成本通过高房价转嫁给底层群众的财政逻辑。
中修材料供述：
1998年后，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央作出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指定“住宅产业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启动居民住宅消费。
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仍存在一定数量的私有自住房，法律上也承认公民对房屋的所有权，但住房并不是普通商品，而主要是作为社会福利和单位保障，通过国家和单位分配取得。1982 年以前，城市房屋及其相应地产权利并没有被法律条文宣布为国家所有。直到 1982 年宪法颁布，才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形成后来城市土地国有、房屋权利相对分离的格局。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这一主要制度安排下，住房并不是作为普通商品由劳动者在市场上自由购买，而主要是作为社会福利和单位保障，通过国家和单位分配取得。
1996年，中国的经济开始由需求大于供给变为供给大于需求。而1998年的过剩危机的根源，是群众购买力实际上在不断下降。
1998年，中修全面废除住房福利制度，将劳动者的基本居住需求强制推入市场。群众不仅被掏空了储蓄，更被套上“按揭贷款”的金融枷锁，沦为地产与金融资本的长期债务奴隶。住房制度改革从这一时期起，开始成为福利市场化、土地财政扩张和居民债务化的重要环节，为后来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危机埋下了基础。
农业问题
双轨制的结束和市场定价的逐步确立，加深了包产到户后小农经济的危机。
1980年代前期，粮食并不是完全通过自由市场流通。在这一阶段，粮食的流通仍然受到国家征购、合同定购、保护价收购等制度的支配。1980年代前期农民收入的短期提高的短暂的“好日子”，并不是小农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积极性、更有效率，而是中修为了瓦解人民公社、稳住农村局面，采取的一种政策性让利措施。中修通过暂时减少统购基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部分农村集市贸易，换取了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支持。这种让利从一开始就是暂时的，一次性的。是想让农民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权。
这个时期结束后，小农经济的危机便迅速显露出来。1985年，中修将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表面上改变了收购形式，实际上并没有取消行政控制。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入双轨制轨道，化肥、农药、农机等农资价格开始大幅上涨。这样，农民一方面仍然受到国家粮食政策的约束，另一方面又被逐步放开的资本主义市场推向深渊。
在放权让利和价格双轨制并存的状况下，计划内低价农资并没有稳定地落到农民手里，而成为了中修基层官员、流通部门和投机分子截留倒卖、寻租索贿的对象。农民实际面对的，不是稳定的计划供应，而是农资价格暴涨、垄断买难和层层加价。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很快超过了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种粮所得的微薄收益被农资成本渐渐吞没。剪刀差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重新出现。
到1990年代后期，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跌，农业收益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人民公社解体后，政社合一体制被拆散，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失去了集体经济的财政依托。中修基层政府机构为了维持自身运转，在得不到充分财政供养的情况下，通过“三提五统”、集资、摊派、义务工、教育附加、道路建设费等方式，把财政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
这种负担是人民公社瓦解后，农村财政基础被破坏的必然结果。有些地方农民实际负担达到纯收入的15%—20%，越是贫困、越是依赖农业的地区，负担反而越重。1997年以后，农民纯收入不但没有继续增长，反而出现绝对减少。上面反复提出“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但农村市场始终扩而不动。占人口70%的农民只购买了39%的商品，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19%的份额。被榨干的农村，不可能形成有购买力的市场。
在这一时期，个体小农既要承受资本主义市场中农产品价格下跌的打击，又要承受农资暴涨和基层税费摊派的压榨，种地越来越无利可图。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愿困死在土地上，只能流向城市，出卖劳动力。农村的土地或者低价流转给农业资本，或者被粗放经营，甚至大片撂荒。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水利和基础设施，也在集体组织瓦解后，由于长期失修而逐渐损坏殆尽。2000年全国夏粮大幅减产9%的危机，是农业生产条件全面恶化的直接反映。
事实说明，“三农问题”并不是所谓“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而是集体经济制度被破坏、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农资垄断涨价和中修基层财政剥削共同作用的结果。包产到户后的个体小农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是稳定的小商品经济，而是被国家收购制度、农产品价格、农资市场、基层税费和资本主义竞争共同支配的脆弱经济形态。
这种经济形态的最终结果，就是小农经济的瓦解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老一代小农被迫转化为第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子女进一步汇入城市产业大军，成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的重要来源。中国农业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推向了资本主义经营道路。
让我们来看一段中修材料的供述：
八十年代初，由于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制，农民得到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连年丰收，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大部分仍以农业生产为主、特别是以粮棉生产为主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却减缓了、停滞了。1979至1984年的四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1985至1988年增长幅度下降为5.1％，到了1989至1991年就只剩下1.7％了。1992至1996年因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收入增长又有所提高。但自1997年以来，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而市场价格却下降了30％以上，以务农为主的中西部农民这四年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
虽然上面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实际上1985年以后，农民负担就逐渐加重，有的地方农民的实际负担占了纯收入的15％－20％。而且，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民负担就越重。1997年以后，农民的纯收入非但未增加反而减少了。1997年以后，国家一再提出要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实际却是扩而不动。道理也很简单，如果占人口70%的农民只购买了39％的商品，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了19％的份额，农村市场怎么开拓？新闻媒体报道，许多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却无钱入学，呼吁社会救助。这位乡党委书记在信中说：“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苦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
由于农民苦、农村穷，结果就是“农业真危险”。在许多地方，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不愿种田，死也要死在城市，纷纷外流了，组织生产的干部们无心管事，水利失修，土地撂荒，种了也不好好管理。种田要赔本，谁还愿意种？2000年全国夏收粮食减产9％，秋季又大旱，秋粮大幅度减产。好在前几年还有粮食库存，还能稳得住，那么，再过几年真要是粮库空了，粮价飞涨，城市社会怎么能稳得住？在这种情势下，农业能不危险吗？
农村的市场化复辟，是由农民阶级的苦难铺就的。
二、延迟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它的表现，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
正如上文所言，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从根本上把社会生产的成果归还给劳动人民。它当然可以在工人阶级斗争压力下、在危机威胁下、在维护自身统治需要下，采取提高工资、扩大福利、国家干预、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等改良手段，暂时缓和矛盾，甚至把一部分过剩产品以各种形式分配给劳动人民。但是，这种让步从来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而是资产阶级为了保存资本主义制度而采取的策略手段。
这是因为，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生产的目的就不是满足人民需要，而是追逐利润。改良可以暂时扩大一部分购买力，却不能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可以暂时推迟危机，却不能取消生产无限扩张同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缓和阶级冲突，却不能改变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
当国内市场无法消化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时，资产阶级通常会把目光投向国外，通过扩大出口、争夺海外市场、输出资本和控制资源，把危机向外转嫁。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市场、原料、投资场所和势力范围相互争夺，最终必然加剧国际冲突直至导致战争。
在国内，资产阶级国家还会通过财政扩张、信用扩张、基础设施投资、产业扶持、福利市场化、消费信贷等方式，暂时扩大有效需求，把一部分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吸收到新的投资领域和消费领域中。这样做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能是把矛盾推迟、转移和扩大。
中修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在国内依靠国家投资、信用扩张、土地财政、城镇化和消费刺激等手段，暂时缓解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造成的压力。
扩张海外市场
中国在经过一轮轮资本主义改革后，逐步变成了由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经济命脉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人民创造了强大的国防和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这些成果被官僚资产阶级掌握，成为他们维护资本主义复辟、推进资本积累的物质基础。
复辟初期的中国，首先是以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和政策让利，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国际资本转移产业、榨取剩余价值的重要场所。在加入 WTO 前后，中国主要还是低端商品输出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产业链中的加工基地，其对外扩张表现为商品输出和承接国际资本。这一阶段，中国已经并没有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展开全面的帝国主义争霸。
中修所谓“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中修继续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为世界资本提供生产基地，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官僚垄断资本的积累，中修开始鼓励一部分有实力的企业对外投资、跨国经营，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这说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并不停留在单纯的被动依附的位置，而是在依附、积累中逐步向外扩张。
中修供认：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 同年，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所以，江泽民同志在97年就提出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概念，缺一不可。 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向中央政治局通报“三讲”情况的讲话中，在全面总结我国对外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 同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经济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的的战略”，“‘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对外开放政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现在情况与二十多年前不同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条件更具备了，要求也更迫切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会为实施这一战略带来更多的机遇。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出去’，让我们的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去施展身手。这个战略实施好了，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2000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基本上就把“走出去”战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了。2001年，就把它写入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纲要》是这样阐述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发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鼓励企业利用国外智力资源，在境外设立研究开发机构和设计中心。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实现国际化发展。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完善境外投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约束机制，规范对外投资的监管”。 2002年，在党的第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三个时期，就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走出去”战略也非常重视。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2003年10月，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是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是适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的，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 之后，胡锦涛主席有一系列的指示，“要积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统筹协调，改善服务和监管，务求实效”。“要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取得实效上下功夫。这既是新形势下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加大信贷、保险外汇等支持力度，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引导和协调。建立健全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
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修的“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官僚垄断资本在长期积累中，逐步向外扩张的表现。2001年中国加入 WTO，标志着中国被更深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成为低端制造品输出国和国际资本积累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同时，这也为中国官僚垄断资本日后扩大其海外经营，进行资源控制、工程承包、资本输出和跨国经营创造了条件。
加入 WTO 后，中国资本主义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低端商品输出迅速积累资本。随着规模扩大，官僚垄断资本开始向外寻求市场、资源和投资空间。
面对国内市场的饱和，官僚垄断资本亟需向外转移矛盾。它不仅需要输出商品与资本，更需要国外的市场、资源，以及保护海外利益的军事力量。近年来，中修大力发展远洋海军和军事投送能力，正是这一扩张需求的体现。因此，中国与美欧日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从产业链摩擦升级为全面竞争。矛盾的双方均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能通过对外扩张转嫁危机。
扩大国内市场
中修为了延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到来，不仅向外扩大市场、输出商品和资本，而且在国内通过国家投资、信用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财政、城镇化和消费刺激等方式，暂时扩大有效需求。
90年代末，中国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紧随其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使外部市场受到冲击，出口吸纳过剩商品的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修不得不把扩大国内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它采取的并不是提高劳动人民实际收入、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办法，而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国家出面扩大投资，以此为资本积累寻找新的出口。
中修文章供认：
国家开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点投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行业，集中建设了一大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从 1998—2002 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6600 亿元。
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吸收了一部分过剩资本和过剩产品，也带动了钢铁、水泥、机械、建筑、交通等相关产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没有改变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的根本问题。它只是通过国家投资和信用扩张，把危机暂时压下去，并把新的矛盾积累到财政、金融、地方债务和产业结构中。
在这一过程中，房地产逐步被卷入地方财政和金融扩张的体系中。住房制度改革、土地使用权商品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结合在一起，使房地产成为地方政府、金融资本和建筑产业链共同依赖的增长领域。这里不能简单说“房地产变成商品”本身就是消化过剩产能的主要办法；更准确地说，房地产是在国家投资、土地财政、城镇化和信用扩张共同作用下，被塑造成暂时吸纳资本、拉动产业链和支撑地方财政的重要领域。
因此，房地产泡沫并不是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出路，而是资本主义推迟危机的结果。它一方面暂时带动建筑、钢铁、水泥、家电、金融等行业扩张，另一方面又把沉重的债务压力压到劳动人民身上，并制造出更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矛盾。
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是中修用凯恩斯主义手段给经济打强心剂的典型。它通过国家投资、信贷扩张和地方融资平台，暂时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但是，这种刺激并没有消灭危机，只是把危机推迟到更大的债务规模、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更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之中。关于四万亿计划，在《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一书中有详细解释，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除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相关投资外，中修还试图把资本扩张的触角伸向广大内地和农村。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和部分内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完全被纳入资本主义消费市场。为了把这些未被完全开发的“处女地”进一步转化为商品倾销市场，中修搞起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由国家主导的消费刺激政策。
中修表面上打着“补贴惠农”“改善生活”的旗号，实质上是用有限的财政补贴作诱饵，把城市工业部门和出口部门中积压、过剩的商品推向原本购买力有限的农民群众。这样一来，中修既为部分过剩工业品寻找了出路，也进一步打通了资本下乡的通道，把更多地区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三、斗争的烈火在燃烧
群众斗争的烈火
丰城农民抗税运动
对于丰城农民的抗税运动，我们暂时还没能找到现成的资料，只能将一些网络上的信息整理出来：
丰城运动主要发生地袁渡镇有4.3万人，各种人头经费支出六百多万元，而全镇实际税源仅二百万元，收支缺口就要摊到人头地亩上去。 加上该镇集资修公路又要向农民伸手，2000年需要农民负担的税费达852万元，人均二百元。 该镇河垄村1999年752户3,023人，税费负担780,694.9元，总额比1998年增长14.1%，人均负担258.25元，亩均负担230.36元，户均负担1,038.16元。 此外，还要缴纳一些名目不清的款项。 农民在农业生产亏损的情况下再承担这么重的负担，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
1999年8月，江西丰城某乡一位周姓农民，因为不满当地政府加诸于农民头上的过重负担，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50多人到乡政府讨要说法，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
血债需要血偿！乡政府恶劣的行径成为了导火索，丰城农民抗税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闻风而动，开始造乡政府的反了！他们自发地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夷平了乡政府。愤怒的农民将往日鱼肉百姓的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并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曾经欺压人民的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乡党委书记偷了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才得以逃到县城。
当夜，江西省调派大批警力进驻丰城，镇压造反农民。农民组织的骨干遂藏进山里。31日，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死人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
受到农民一次又一次革命造反运动的威慑，中修中央不得不通电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2000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全国取消农业税。
农民用自己的力量，迫使中修取消了农业税，暂时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农民的斗争精神，体现了中国的革命传统。党内资产阶级用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径，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地上天国，而它们的地上天国也不会长久了。有着优秀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自觉地组织起自己的先锋队。而先锋队带领着广大人民群众，终将创造出属于劳动人民的地上天国！
建立新的先锋队的尝试
群众的怒火在燃烧。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随着群众斗争愈发激烈，一些革命者主动组成先锋队，自觉地领导革命运动。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我们已知的第一支先锋队——在中国河南大地上诞生了。然而，由于马毛党的纲领路线没有很好地符合斗争实际，终于被反动政府所镇压了。同一时期，江西丰城爆发了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抗税运动，农民的一场场运动，增长了人民的斗争精神，展示了劳动人民的力量，终于迫使中修政府停止了农业税的征收。然而，由于缺乏一个有力量的先锋队的领导，参与运动的人民往往在事后遭到倒算，而不能组织起有序的撤退。
自从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未止息。1976年后，一个又一个革命政党如流星一般划过中国的黑夜。分析这些政党的经验，对我们今日的革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各个革命政党的经验与教训：
贵州清镇、织金“中国共产党马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党”（1976.10-12）
康岩中（原省公安厅科长、省革委副主任）因文革武斗等被中修追捕，1976年11月获悉省委将对其代表的革命派采取措施后，销毁证据、携枪化名逃亡。12月2日至清镇与赵普明（“社会主义革命党”首领）、陈茂英商议，共同策划扩建基地、攻占遵义/贵阳等。反动公安获情报后，于12月11日在织金县龙场区直接实施拘捕行动。康岩中持枪反击，被敌击伤，几位革命者被逮捕。
湖北宜昌“中国马列毛共产主义党”及关联组织（1976.10-1977.2）
记载于秭归县志（宜昌下辖）卷二十“司法（一）公安”篇。1977年初反动公安机关大规模抓捕革命者，被中修当局定为“重大反革命集团案”。韩庆侯等核心革命同志印发马列毛著作、筹建无产阶级政权雏形，革命活动被本地叛徒或反动分子举报并暴露后，迅速被反动势力摧毁。革命组织规模较大但隐蔽性差。
四川丰都、石柱“中国(马列)共产党”（1976.12）
属西南基层自发反动响应，迅即被反动势力镇压。革命组织规模小、活动限于批判资本主义复辟与筹建，极可能因集会或传单被当地反动治保/公安发现，短期内被摧毁。无具体抵抗记载。
云南广南那洒“中国马列党”（?-1977.4）
管兴林等革命同志以学习毛著、反修宣传为主，针对地方走资派。1977年春被反动势力破获，属云南同期反动清查运动的一部分。很可能通过农村基层叛徒举报或宣传材料暴露。
河南洛阳涧西“中国马列共产党”（1978.12-1980.4）
崔新福等革命同志以工厂工人、老造反派为主，在工业区开展革命活动。被反动势力依赖厂区保卫系统监控与叛徒举报（明确针对“两个凡是”及资本主义复辟措施）破获，革命活动持续约1年半后被中修收网。
云南威信“中国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1978-1981）
熊永章、熊永华、韩正远等革命同志筹建“全国性中央委员会”、印发革命纲领、面向农村开展活动。1981年前后被反动势力抓捕。地方反动公安通过农村监控网络发现革命筹建活动。
江苏徐州“毛泽东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关联（1981.3-1983）
1983年7月起组织7位革命同志组成“中国人民党”，策划夺取武器、摧毁反动要害、劫车上山开展游击战。在1983中修“严打”第一战役中被反动公安机关“一网打尽”（情报汇总后集中突击抓捕）。
甘肃武威、张掖、金昌“中国劳动党”、“人民军”（1982）
任××、杨××、解××等同志在农村/农场筹建“劳动党” 及武装“人民军”。通过学习毛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活动痕迹被发现，1982年被中修破获。
安徽霍山“中国劳动党”（1982）
面向贫苦农民/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并建党。被中修同期镇压。基层叛徒举报或会议暴露后快速被摧毁。
河南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
这是1985-2000年间规模最大、最完整、最具全国影响的马列毛主义党，直接回击了中修国企的私有化改制，是下岗潮中工农群众觉醒的典范。革命成员主要为登封及周边国企下岗工人、农村贫下中农，峰值近2800人（中修公安确认1031人：899农民、百余工人/教师/干部/退休人员；90%初中以上文化，2/3为25-45岁）。明确宣布现中共已蜕变为“堕落腐败”的官僚资产阶级工具，批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资本主义复辟路线；印发毛主席著作与《彻底摧毁邓氏集团》革命纲领；设立宣传、劳工、军事、妇女等部门及县区委书记；组建“农民自卫军”（武装自卫性质）；结合下岗潮欠薪、失业抗争，号召“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恢复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公社。
1995年起反动公安机关正式立案“重点侦察”，设立专案组（专案名称即含“彻底摧毁邓氏集团”），因基层叛徒报告发现王五州（自称“河南省委特派员”）等革命同志在登封及周边工厂/农村组织学习小组、印发毛主席著作与革命纲领、设立部门、筹建“农民自卫军”（武装自卫性质）。线索来源主要为国企下岗工人/农村贫下中农革命活动痕迹（集会、材料传播）被单位保卫或治保反动分子举报。经数年秘密监控、跟踪、材料搜集，1998-1999年中修当局大规模统一抓捕行动，王五州等核心革命骨干被捕（王判15年，臧永钦/董得安原判10年，后减刑释放）。全体革命成员被列“重点人口”监控、强迫悔过。张文正（跨登封-许昌组织者）等国企下岗工人革命活动与登封核心联动，1995年后纳入同一专案侦察。同样由于厂区保卫系统发现宣传“继续革命”、反对卖厂等材料，结合登封线索交叉锁定。1998-1999同期被中修抓捕收网。
河北永金“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1999.5.16-2000）
用户“永金”指河北正定县“永进化工厂”（或简称永金/永进）。王世吉同志（化名“毛继东”，一人自任书记）1999年5月16日在工厂宣布成立革命组织，设计党旗党徽，5月18日起寄送数十封批判信（邓、江为修正主义，呼吁恢复毛泽东的路线）给中修中央。信件被邮检截获或工厂保卫发现其革命活动痕迹，石家庄市反动公安于1999年8月12日直接抓捕。2000年11月王世吉同志被中修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3年，2002年8月释放。
以上所述的这些政党，无不因其自身的弱点，而终于被资产阶级政府所剿杀。在今天，中国的先进分子应当吸取这些政党的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上的经验，进行新的斗争。
在阶级构成上，这些政党的成员主要为国企下岗工人、农村贫下中农、老造反派、基层教师/退休干部。以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为例，反动公安确认1031人中有899位农民、百余位工人，约90%的成员拥有初中以上文化，其中2/3为25-45岁青壮年。他们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直接受害者，对中国修正主义集团中官僚资产阶级的仇恨最深，自发要求恢复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同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社会经验较丰富，比今天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谈“建党”更先进。
在下岗潮和农村“第二轮圈地”过程中，亿万工人农民开展了罢工，游行，维权和请愿等自发斗争，但这些政党大多停留在成立学习小组、印发纲领和设立空头部门等初步阶段，并未将这些自发斗争提升到自觉、有组织的革命高度。结果，先锋分子脱离了群众，许多群众虽抱有同情，却未能被充分动员起来保护这些组织。
复辟初期，阶级力量对比极为悬殊。走资派牢牢掌控了国家机器、户籍制度、单位管理和治安网络，而新生资产阶级则利用“改革红利”暂时麻痹了部分中间阶层。这些政党代表的是被打倒的无产阶级中觉醒的部分，而并没有广泛发动处于革命低潮时期的广大群众。
今天的我们，必须深入融入工人和农民群众，从日常的经济斗争入手，例如讨要欠薪和反对征地，逐步建立起工农联盟的战斗组织。脱离阶级的实际，单纯宣布建党，只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急躁病。
在路线上，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时期（1976-1999年），这些政党未能充分认识到复辟过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她们试图在短期内“重建中央”、筹备人民军队，更有甚者，将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现实，寄信呼吁中央辞职。例如，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从1991年的学习小组起步，到1995年被专案侦察，仍坚持公开印发《彻底摧毁邓氏集团》等材料，缺乏地下的隐蔽埋伏的策略。
这些政党生搬硬套文革时期的夺权和学习小组形式，未根据如城市下岗潮和农村分田单干等新条件创造出新的斗争方式。有些小型政党，如河北王世吉一人成立的革命共产党，更像是萨布林式的个人英雄主义。
此外，它们未能在新的历史阶段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根本问题。她们虽然正确地将修正主义集团视为敌人，但对中国阶级和阶级变化判断不足，没有将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复辟后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没有为自己制订正确的策略，导致自身陷入孤立。
在组织方法上，这些政党的保密与地下工作的方法极为薄弱，她们多采用手抄或油印材料、邮寄批判信件，以及通过集会发展成员等方式，全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根据公安志的记载，通过邮检截获、单位保卫部门举报、治安网格监控，以及抓捕一人即可挖出全案等手段，导致组织轻易暴露。这些反映了以上的政党缺乏如单线联系隔离措施、假身份，以及以工会或学习小组为外衣的合法掩护。
另外，这些组织中最大的尽管发展了两千余人，但群众工作与组织纪律严重脱节，既缺乏严密的纪律训练，也没有建立“支部建在连上”式的战斗堡垒。领导骨干集中暴露，核心成员一抓即全网崩塌。
组织建设必须服从于革命路线，并具备铁一般的纪律和灵活的地下工作方法。这些政党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即使拥有良好的阶级基础和政治路线，也无法保存力量。
今日中国
在今日的中国，新的革命力量正在发展；随着革命的发展，许多旧的问题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面对似曾相识却又截然不同的问题，我们应当怎么办？这已经成为了组织前进还是瓦解的关键问题。
目前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有哪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呢？
工人革命路线与政治报路线
首先，先地方后中央的工人革命路线与先中央后地方的政治报路线之间的分歧。
从以上各党的历史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政党的成立，往往缺乏坚实的组织基础，因而最终在中修的打击下很快地失败了。这些政党都有一个共同模式，即先成立党中央与各部门，而这个党中央往往难以担负起党中央的职责，所谓党中央往住徒有其名。因此，这些组织如地基不稳的房子，一旦受到震动，便迅速垮塌。
今日的政治报派，仍然重复了这条先中央后地方的组织路线。今日的我们，应当注意历史的经验，不要重复曾经的错误，采取先地方后中央的工人革命路线。
政治挂帅与义气挂帅
现在的融工组织中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政治挂帅，即在所在的地区寻找所受的压迫与剥削深重，仇恨修正主义的人，同他们接触，并引导他们认识真理，走上革命道路；另一种是义气挂帅，即在所在地一区广交朋友，吃饭喝酒cosplay，并同和自己玩得好的朋友交流政治，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我们从曾经的历史的经验中可以发现，义气挂帅的路线，不是在今天就已经出现的新东西，而正是刘少奇1936-1937白区工作黑线的当代翻版。
刘少奇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的第七点这样说明其白区工作黑线的：
“七、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在有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就是现在还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也要加入进去，就是仅仅利用黄色工会这一公开的招牌和地位，去公开团结与组织工人，也是必须的。在没有黄色工会组织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形式，来公开地广泛地组织工人群众。如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它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都要利用。在我们采取这样广泛的方式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时候，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
刘少奇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重点是“改善工人生活”“争取大多数”“广交朋友”，把经济要求、群众福利放在首位，只在“玩得来”的群众中活动，不系统灌输马列主义、不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刘少奇的白区工作黑线使白区党组织靠“合法社交”“广交朋友”维持，极易暴露并被敌人一网打尽。而这条黑线的的结果，是白区党组织多次遭到大破坏，且未能有效积蓄和恢复力量。
无独有偶，1990年代的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也同样采取了“广交朋友”的路线，结果组织内鱼龙混杂，组织人数看上去很多，但是没有力量，最终在反动警察与叛徒的共同破坏下失败。
今天的部分融工组织，并没有认识到刘少奇白区工作黑线的坏处，甚至将刘少奇白区工作黑线奉为圭臬，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扔掉刘少奇的白区工作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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