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教训与新斗争

作者：工农解放社

前言

20世纪下半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由于苏修官僚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以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议会道路的投降，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革命者一方面需要面对资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需要面对旧共产党的背叛，这就使他们一方面要承担起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要承担起反对本国修正主义党的任务。

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两项任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分析一些国家里共产主义者的教训，是为了今日中国的新斗争。

下面，我们举出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法国五月风暴、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革命者斗争的例子，谈谈旧的教训与新的斗争。

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

1.日共的战前时期

日本共产党，在它放弃武装斗争，彻底走上议会道路前，是领导日本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日本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受挫，变修，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日共的诞生是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涨的必然产物。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天堂。广大日本劳动人民在“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日本的统治阶级一方面通过《明治宪法》和各类反动法令，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夺的同时，剥夺他们集会、言论的自由，以愚化他们的思想；另一方面疯狂发动侵略战争，驱使劳苦大众充当炮灰。

黑夜总有尽头。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改良社会，反对专制体制，从西方引进了社会主义学说。随着《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成日语，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废除私有制，日本的劳动人民才能翻身解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日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涌现出站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组织。1920年12月，堺利彦、山川均等人发起成立“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开始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此后，各类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建立。他们自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开展活动，并针对十月革命的意义、工会运动的方针等核心问题，与当时颇具影响的大杉荣无政府主义流派展开了激烈论战。这些思想交锋，使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日本革命运动中得以巩固和发展。片山潜、堺利彦、山川均等早期站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组织领导人，后来直接成为日共的创立者和中坚。日本各地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建立，为日本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理论准备，领导核心与组织基础。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爆发了。

1918年爆发的“米骚动”，是日本近代史上一次震撼统治阶级根基的全国性工农暴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资产阶级大发战争财，十月革命后，日本政府为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在国内大肆搜刮军粮，大地主和投机米商趁机疯狂囤积居奇。米价的暴涨使劳动人民忍饥挨饿，生活难以为继。同年7月，富山县渔民妻子为求生存，自发组织抗议。这颗反抗的星火，迅速在日本形成燎原之势，短短一个月内，抗议就席卷全国，演变为捣毁米铺、反抗警察镇压的阶级冲突。

“米骚动”虽然最终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但是，这场工农群众的自发斗争不仅直接迫使当时的军阀内阁倒台，更唤起了日本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米骚动”的爆发，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深刻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强大。建立属于自己阶级的组织已经提上日程。日本工农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发展。1919年至1921年间，川崎造船厂、足尾和釜石矿山、八幡钢铁厂以及三菱造船厂的工人，相继发起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和要求承认工会合法地位的斗争，日本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觉醒。在这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各类全国性组织相继涌现。1921年，具有全国性质的“日本劳动总同盟”以及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赤澜会”正式成立，1922年4月，日本第一个全国性农民群众组织“日本农会”宣告成立。此外，领导未解放部落民众争取平等的“全国水平社”和领导学生运动的“学生联合会”也纷纷建立。这些组织的发展，为日后日本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与群众基础。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日本无产阶级终于建起了自己的共产党。1922年7月，八位日本革命先驱在东京一处民宅内秘密集会，正式宣告日本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协助日共起草了《1922年纲领草案》。它提出，要彻底废除压迫人民的“天皇专制”和地主制度，要求把土地分给农民、给工人八小时工作制，并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干涉中苏革命。

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对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极度恐惧，并开始了疯狂的白色恐怖。

1923年6月，天皇政府基于《治安警察法》以“社会主义者阴谋发动内乱”为借口对日共实施第一次大镇压，包括堺利彦、市川正一、德田球一和野坂参三等党的领导人在内，约80人被捕、29人被起诉，日共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受到当时日共缺乏秘密工作经验，以及日本反动政府的严密监控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共产党成立不到一年，天皇政府的军警就精准地将堺利彦、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核心领导层“一网打尽”。反动政府之所以能够直接锁定这些党的领袖，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首先，日本共产党早期核心领袖本已是当时进步运动的知名人物，早已受到日本警方的监视。堺利彦、山川均、野坂参三等日共早期领袖，并不是地下工作者。早在明治、大正时代，他们就已经是日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元老级人物。日本政府在1910年镇压社会主义者的“大逆事件”后，于1911年设立了专门针对左翼思想和政治运动的“特别高等警察”（即特高课）。在日共成立前，其领袖的住所、活动轨迹以及他们创办的《前卫》等合法左翼杂志社，早已处于特高课的全天候监视下。对于特高课而言，这批人本是“重点关注对象”，警方只需对他们进行长期定点监控，就能顺藤摸瓜地掌握日本左翼运动的核心动向。

进一步加剧安全风险的，是早期日共在秘密工作经验上的匮乏。日本共产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在其初创时期并未得到明确区分。第一代日共党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和理论家，普遍缺乏进行地下工作的经验。他们没有明确地将公开合法的斗争与非法的斗争进行区分隔离。当时的许多日共核心领导同时兼任合法学术团体、工会或公开左翼杂志的负责人。当时，日共在同一地点、使用同一批人员，同时开展合法的出版集会与秘密的党务活动。这种运作模式导致只要警方搜查或查封公开的左翼机构，其背后的地下党网络就会随之暴露。

1923年5月，早稻田大学左翼学生团体（如“晓民会”）因反对设立军事研究会与右翼组织爆发冲突，史称“早大军研事件”。警方借此对左翼组织及相关劳工阵地进行大规模搜查与逮捕。在搜查中，特高警察查获了未被销毁的秘密文件、会议记录及组织名单。这些物证向日本政府证实了日本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存在及其领导层架构。

同时，日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线也遭到暴露。初创期的日本共产党在理论和经费上高度依赖共产国际，而日本警方通过海关与谍报网，多次截获或追踪到从苏俄归国的代表及秘密联络员。警方通过监控这些携带资金和指令的人员，顺势锁定了接收物资的日共核心干事。物证泄密与国际交通线的暴露，导致日本政府于1923年6月展开全国性的大逮捕（即“第一次共产党事件”），使建党仅一年的日共早期组织陷入瘫痪。

同年9月，日本政府借关东大地震造成的社会混乱，再次对左翼力量进行大规模镇压。期间，共产青年同盟会委员长川合义虎、社会主义者平泽计七、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和伊藤野枝夫妇，以及部分日本革命分子、进步工人、数千名朝鲜人和中国人等遭到杀害。

1923年的两次镇压后，以山川均为代表的部分日共领导人提出“向群众中去”的主张。他们认为日本当时建立先锋党“为时尚早”，主张将力量退回合法的工会和群众运动中。这一思想被称为右倾的“山川主义”。在此路线下，1924年3月，日共核心成员在未召开全党代表大会的情况下秘密集会，作出了实质性的解散决议。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与片山潜等人的推动下，日共开始重组。为躲避特高课监视，1926年12月4日，佐野学、德田球一、渡边政之辅等代表以“东京日本蓄电池株式会社员工”举办年底慰劳会为名，在山形县米泽市的宗川旅馆秘密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告组织重建（史称“第二次共产党”）。重建后，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极左派提出“分离·结合论”，即“福本主义”。该理论主张在政治结合前，需先通过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斗争纯洁队伍（即“分离”），认为只有精通理论的知识分子才能组建先锋队。这一极“左”路线导致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相脱节。

为解决日共内部的思想与组织问题，共产国际于1927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日本问题特别委员会”。渡边政之辅、德田球一、福本和夫等人赴苏参会（山川均拒绝前往）。会议出台了《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即《27年纲领》。该纲领对日共内部“左”右两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判：既批判了右倾的“山川主义”，也批判了脱离群众的极“左”的“福本主义”。福本和夫在会后承认错误并离开党的领导部分。《27年纲领》将当时日本革命阶段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将“废除君主制”（打倒天皇制）列为核心目标。同时，纲领指出日本资本主义依赖中国的资源与市场，要求日本无产阶级反对本国干涉中国革命。这一论断为日共随后的反战反帝斗争确立了理论基础。

1920年代中后期，原本带有激进色彩的日本劳动总同盟（简称“总同盟”）在铃木文治、松冈驹吉等右翼干部的控制下，开始全面走向改良主义，主张通过和平妥协的方式与资本家合作，以换取生存空间。然而，以渡边政之辅（即后来的日共中央委员长）为代表的左翼工人领袖坚决反对这种妥协退让的路线。随着路线矛盾的不断激化，1925年5月，32个坚持斗争的左翼工会被总同盟强行开除或被迫主动退出。这批无产阶级中坚力量随即在大阪集结，正式宣告成立“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简称“评议会”）。“评议会”的诞生，是日本工人阶级内部“阶级斗争路线”与“劳资协调路线”相斗争的产物。这一历史性分裂，标志着深受马克思主义和日本共产党直接影响、具有明确阶级斗争意识的产业工人队伍正式走上了日本的历史前台。

尽管评议会拥有坚定的斗争意识，但其初期的发展却遭到了党内极“左”思潮——“福本主义”的严重破坏。在实际的工人运动中，受福本和夫“分离·结合论”的影响，评议会内部的一些核心干部开始陷入教条主义。他们轻视普通工人如涨薪、缩短工时、改善恶劣劳动环境等切身的日常经济诉求，甚至荒谬地要求工人在参与罢工前，必须先接受并理解深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更有甚者，他们将“打倒天皇制”等最高政治纲领直接作为发动日常罢工的先决条件。这种“唯理智主义”的极端做法，实质上是用理论检测取代了广泛的群众动员。它把大量缺乏理论基础但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普通工人拒之门外，将一个本应广泛团结劳苦大众的工会，扭曲成了少数“理论精英”的封闭宗派。这种脱离实际的极“左”宗派主义，直接导致评议会在1926至1927年的多次重大劳工斗争中（如著名的日本乐器公司大罢工中）失去了群众的广泛响应，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这也是共产国际帮助出台的《27年纲领》中对福本主义进行清算的原因。

1925年，加藤高明内阁实施了“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了《普通选举法》（即“胡萝卜”），给予所有成年男性选举权，以安抚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但另一方面，为了防止马克思主义随着普选权的放开而扩散到下层民众，日本政府在极短时间内配套出台了旨在镇压共产主义的《治安维持法》（即“大棒”）。评议会察觉到了天皇政府试图用虚假的资产阶级民主来掩盖其法西斯专政的险恶图谋。面对这种局势，评议会迅速联合了受日共影响的合法左翼政党——劳动农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请愿与抗议运动，极大揭露了反动立法剥夺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的本质。

1928年2月，日本举行了《普选法》颁布后的首次大选。在日共的暗中指导和评议会的全力动员下，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合法政党“劳动农民党”获得了近20万张选票的惊人成绩，并成功将山本宣治等著名左翼人士送入帝国议会。这种体制内的重大政治突破，让当时的田中义一内阁感到了极度的恐慌。为了彻底掐断共产主义与合法政治框架的联系，1928年3月15日凌晨5点，田中义一内阁和内务省指挥全国各道府县的警察和宪兵同时展开抓捕。此次全国协同行动切断了左翼组织的通讯预警渠道，各地负责人未能及时销毁机密文件或转移人员，大量核心文件被警方缴获，日本政府借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疯狂的大搜捕（史称“三一五事件”）。数千名日共党员、评议会骨干以及劳动农民党成员被捕入狱。随后，政府依据《治安维持法》下达命令，强行解散了劳动农民党和评议会，并展开扩大化逮捕。除日共核心干部外，劳动农民党党员、评议会工人、赞助左翼活动的知识分子，以及借阅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学生等，均以“图谋变更国体”的罪名被捕入狱。日本政府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彻底暴露了。

评议会虽然仅存在了短短三年，但她作为日本二战前唯一一个真正贯彻了革命路线的全国性工会，用鲜血为日后日本工人运动的复苏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与宝贵的革命火种。

1928年的“三一五事件”中，日共及相关组织之所以遭到严重破坏，主要是由于其未能很好地区分公开活动和地下活动。

在1928年2月《普通选举法》颁布后的首次大选中，日共的地下党员公开支持合法左翼政党“劳动农民党”的候选人，散发地下机关报《赤旗报》，并在集会上展示共产党标语。这种将地下组织公开化的策略，虽然获得了议会上的成功，但由于地下网络的暴露，也导致了日共在白色恐怖中的失败。此外，日共采取“核心地下结合外围公开”的模式，日本共产党地下党员在劳动农民党、评议会及无产青年同盟等合法组织中兼任骨干。在此期间，由内务省主导的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暗中追踪并记录了日共的集会地点、资金流向和人员网络。特高课还在左翼组织内部安插间谍并收买人员，掌握了日共和评议会的整体组织架构。由于组织架构的不安全，这些合法机构的办公地点、活动记录、会员名册及《赤旗报》订阅名单尽数暴露并成为警方的侦查线索。警方通过查抄外围组织，抓捕了大量工会骨干与左翼分子。

“三一五事件”中，日共因缺乏严密的保密措施，遭到日本政府的全面镇压，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创。

“三一五事件”后，日共原有组织架构遭到破坏。以渡边政之辅、市川正一等人为首的残存领导干部迅速展开党的重建工作。在此期间，日共吸收了大量新成员，在数量上填补了人员空白。但快速扩充导致人员背景复杂，且普遍缺乏严格的地下工作训练。同时，重建后的日共，其路线陷入了“左”倾盲动错误，开始了“武装共产党”时期。为了保护集会并对抗军警，日共成立了武装的“自卫队”与“武斗班”，在罢工和抗议中同警察发生正面冲突。这种没有大规模两面政权与地下组织的支撑的，公开的武斗路线使许多新生党员和外围群众暴露并被警方锁定。

不仅如此，内务省主导的特高课在日共内部实施了“内线作战”，成功安插并策反了包括“间谍M”（饭岛荣吉）等在内的高级别间谍。这些内线掌握了日共重建后的全国联络网与秘密据点，并将中央委员会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汇报给警方。基于这些情报，警方在掌握日共内部人员与活动信息后，实施了针对性的抓捕行动。

在法律层面，1928年6月，田中义一内阁通过紧急敕令修改了《治安维持法》（史称“治安维持法改恶”）。修改后的法律对共产党骨干增设了死刑，并增加了“目的遂行罪”条款。该条款扩大了逮捕范围，规定凡是提供房屋、捐款或传递传单等提供协助的普通人均被视为“援助者”，与正式党员同等论处。这一法律直接导致被捕人数迅速攀升至上千人。

1929年的“四一六事件”，是日本政府利用内线情报与修改后的法律，对缺乏地下斗争经验的日共新生代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镇压。此次逮捕范围更广、定位更精准，导致包括市川正一在内的核心领导人悉数落网，重建仅一年的日共中央再次陷入瘫痪。

1931年至1932年间，日本共产党发生了一场关于当时形势的路线斗争。1931年，日共委员长风间丈吉带回的《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即“31年纲领”）受后来被证实为两面派的共产国际东方部指导者萨法罗夫影响，将日本定性为“金融资本专政”国家。这一纲领忽视了封建地主阶级势力，主张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导致日共在策略上脱离了农民阶级，影响了反天皇制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这一时期，围绕日本国家性质和革命阶段，日本左翼阵营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大论战。脱离日本共产党的“劳农派”（以及受其影响的极“左”分子）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他们只看到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表象，抽象地将日本定性为纯粹的“金融资本专政”，主张无视天皇制的特殊性，直接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去搞“社会主义革命”。而坚持正确路线的“讲座派”和后来的《1932年纲领》则运用阶级分析法，彻底批判了回避反对天皇制的斗争的劳农协和解党派。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日本是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君主独裁制”，必须首先开展推翻天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

为纠正这一路线上的错误，1932年5月，在共产国际库西宁（后来被证实为从革命路线跳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墙头草，但在1930年代执行了革命路线）的主导下，片山潜、野坂参三等人参与制定了《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纲领》（即“32年纲领”）。该纲领将当时的日本界定为“以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君主独裁制”，并明确现阶段的任务是“具有向社会主义革命迅速转变趋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立了先打倒天皇制、再迈向社会主义的路线。

在开展路线斗争的同时，日共开展了地下宣传与反战工作。在“三一五事件”的公审中，市川正一等干部利用法庭进行公开宣传。地下党组织突破警方封锁，根据他的法庭证词，出版了《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1931年新中央成立后，地下机关报《赤旗》建立活字印刷所，单期发行量达数万份。

1931年底，日共指导成立“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KOPF），吸纳了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小林多喜二等左翼文化人士。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共在《赤旗》上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及“保卫中国革命”的口号，并向出征日军发放反战传单。

然而，日共在尝试建立工厂“细胞”时陷入了教条主义。指导干部向普通罢工工人强行灌输“武装保卫苏联”等最高政治纲领，脱离了底层劳动者的认知和实际需求。

日本共产党为突破《治安维持法》的封锁，指导成立了“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全协）等群众组织作为掩护，派遣党员潜伏于兵工厂、纺织厂等大型企业中建立秘密“细胞”（支部）。在宣传方面，除中央机关报《赤旗》外，日共重点在各工厂发行油印的《工厂报》，通过揭露监工打骂、克扣工资等具体压迫来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

然而，日共的宣传并未能在产业工人中得到广泛的响应。这是其受“福本主义”的“左”倾路线影响，地下党干部在工人工作时陷入了教条主义，无视底层工人的认知程度所造成的。例如，在普通女工为缩短工时而罢工时，干部却在传单中强行灌输“武装保卫苏联”或“推翻天皇专制”等政治斗争的最终口号。这种最终的政治诉求不仅未结合工人减租减息、反对克扣工资等迫切生存诉求，难以被工人理解，反而因极高的风险引起了工人的恐惧。此外，当时的日共骨干多为知识分子，其宣传品充斥着生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而没有能够将它们转化为底层劳动者日常的语言。这样的一种党八股，使日本共产党员干部与底层劳动者之间产生了沟通上的鸿沟。而在失去了工农群众的认同与掩护，工厂中的地下党员就完全暴露在警方的视线中了。

在外部环境上，日共的地下网络同时面临反动政府和改良势力的双重打击。特高课通过向“全协”和工厂支部内部安插特务，对日共组织实施了严密的监视与高频破坏。许多地下支部刚建立或首期《工厂报》刚付印，人员名单便已被警方掌握，导致基层干部被大量抓捕，根本无法形成长期的群众信任与组织积淀。当时的日本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上缺乏严密的保密纪律，运作模式带有“合法政党”色彩。在地下联络中，日共未严格执行单线联系，基层党员常在工厂频繁举行多人集会，一旦特务混入，即可以破坏整个网络。同时，基层党组织缺乏地下工作常识，记录并保留了许多包含真实姓名与住址的党员名册、《工厂报》订阅名单及会议纪要等书面记录，这为特高课提供了直接的抓捕线索。此外，为在镇压后迅速恢复力量，党组织盲目扩大招募（即“火线入党”），审查机制的缺失，致使高级内线（如“间谍M”）得以轻易打入内部。

然而，同一时期，右翼“劳资协调”工会通过合法谈判为工人争取到了部分微小的经济改善。对于多数以生存为首要诉求的普通工人而言，这种风险较低的合法改良路线，往往比面临残酷镇压的日共的激进路线更具吸引力。

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日共早期的工人运动在脱离群众的错误路线与严酷封锁的外部环境中走向失败。

早期的日共领导层多为帝国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缺乏对日本实际情况的掌握，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日本特殊的“天皇制法西斯”社会结构有效结合。党的路线在右倾取消主义与极左盲动主义之间摇摆，始终未能提出符合日本国情的本土纲领。1933年，日共最高领导人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告白书，声明公开“转向”（支持天皇制与侵略战争，公开背叛共产国际），导致大量党员和同情者脱离组织，严重打击了日共地下宣传的公信力。

2.对日共战前斗争的总结

共产党人的建党事业，从来不是少数知识分子在书斋里纸上谈兵的产物。党是在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实际斗中锻造出来的。当代政治报派歪曲列宁在沙俄时代创办《火星报》的策略，轻视工厂一线的融工斗争，妄想仅仅依靠地下刊物和网络平台作为核心组织工具“联络各地组织”，幻想仅靠几份地下网刊、建几个电报频道，就能凭空搭建起高高在上的“党中央”，试图在没有和工人打成一片，缺乏群众的基础上“办工人小组”来指导工人，主张建立以厂外人员为核心的“厂外领导厂内”组织路线，脱离了知识分子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正确路线。

只要我们分析一下战前日本共产党的建党史，就能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绝不是靠几份报纸在空中生长出来的，而是建立在各地扎实的革命群众工作基础之上的。

战前日共的早期领袖，如堺利彦、山川均、野坂参三等人，根本不是躲在幕后作为发号施令的神秘人物。早在大正甚至明治时代，他们就已经是活跃在日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人运动第一线的元老和干将，有着极深的社会斗争基础。日共在建党及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视具体的劳资纠纷和产业斗争。例如，以渡边政之辅等为代表的左翼工人领袖，坚决同右倾改良主义工会决裂，带领32个左翼工会、1.2万余名具有明确阶级斗争意识的产业工人，于1925年成立了“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评议会）。在日共的影响下，评议会广泛发动全国工人开展反对“三大恶法”、反对解雇的斗争，短短一年会员便发展到3万余人，成为当时日本二战前工人运动的核心力量。在工厂战线上，地下党员更是脱下长衫，作为普通工人，在大型兵工厂、纺织厂和金属加工厂内扎根，实打实地建立秘密的“细胞”（支部）。他们发行《工厂报》，专门针对监工打骂、克扣工资等切身压迫进行揭露。这种一线斗争工作，才是党组织建立，成长的基石。

反观当代的政治报派，其理论源头同极其反动的“福本主义”幽灵一样，是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宗派主义。战前日共内部的极“左”派福本和夫，主张在所谓的“政治结合”前，必须进行绝对严格的理论斗争以“纯洁队伍”。他们认为党只能由所谓“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精英知识分子组成，陷入了极端的“唯理智主义”泥潭。今天的列宁道路之流，不正是叫嚷着要革命工人“必须通读列宁全集第x卷”吗？当劳动者仅仅为了讨要血汗钱而斗争时，他们不仅不去与群众同甘共苦，反而急于去“办工人小组”向工人强行进行“政治教育”，“通过长期系统的马列主义读书会来建立“发起小组””。这种灌输，不仅无法唤醒普通工人，反而会引发群众的警惕和排斥，彻底切断了先锋队与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血肉联系。

​政治报派们自以为能通过这种完全脱离群众的方式，骗取工人阶级的信任。毛主席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用毛主席的这把尺子一量，政治报派们不仅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先锋队”，甚至连“革命的知识分子”都算不上，他们本质上就是一群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清谈客，是革命队伍中的绊脚石。

日共早期的建党与发展实践证明， 无产阶级的党只能在各地的工人斗争中，通过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紧密结合，自下而上地锻造出来。 政治报派企图靠一本刊物、一个网站就主观地确立“党中央”，再幻想用这种网络之上的“空中楼阁”去联络各地，这种沙滩上建高楼的颠倒路线，注定要在无产阶级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碰得头破血流，遭到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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