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经商
作者：工农解放社
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几乎无一幸免遭到资本主义的侵蚀和操控。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中国革命的精锐武装、长征精神的优秀继承者、作风优良的人民子弟兵，蜕变为了中修政府麾下一支镇压人民的法西斯党卫军。
在社会主义刚被颠覆时（1976年），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是极其稳健、底子极其干净的，”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没有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秉持着“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财政原则。在1970年代中后期，中国既不欠任何国家的债务（60年代底已还清苏联债务），也没有发行大规模内债。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时代用最宝贵的三十年，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推入了工业化门槛，建立了独立完备的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农业水利基础，几乎实现了国家的自给自足。
1977-2011 拆毁社会主义军队并重建资本主义军队的时代
可惜的是 ，社会主义时期奠定的物质基础，都在修正主义上台后被彻底葬送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真正的元凶就是“洋跃进”与资本盲目扩张。80年代初，中国政府出现的上百亿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高达170多亿元），就是由1977-1978年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下的“洋跃进”路线导致。当时官僚集团急于出政绩，在一没有足够外汇、二没有足够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强行宣布要在几年内大搞干个大型工业项目（如宝钢等超级工程），盲目超量引进西方成套技术设备。（八二方案）
这种急功近利的资本扩张瞬间引爆了财政危机。基建战线拉得太长，国家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来搞配套，直接导致1979年、1980年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加剧，市场供应极度紧张。正因为这场由改开派自己搞出来的“洋跃进”引发了严重危机，1979年，身为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不得不紧急救火，搞“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强行停建、缓建了大批项目来压低赤字。（中修材料《陈云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 事后，邓修集团为了甩锅和自己的利益，将政策失误的代价转嫁给军队，把这场危机当成了“军队要忍耐”的理由。这是因为“洋跃进”导致财政枯竭，邓修集团拿不出钱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砍国防预算、砍尖端科研、裁撤军队，把国防资金抽出来充当“救火资金”。并且，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不再是全世界反动派围剿的对象，而是他们的大救星、大市场、大血包，搞钱成为最优先级，在官僚资产阶级看来，军工科研和庞大的常备军是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纯消费性包袱”，本就该被削减。邓修集团为了证明自己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故意将70年代末自己盲目决策导致的经济危机，扭曲宣传为“计划经济走投无路、毛泽东时代积贫积弱”，从而为后续“退缩、下马、放任军队经商”铺平舆论道路。可是，虽然军工科技的研发，都被秉持”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的洋奴哲学的邓小平给叫停了，军队却不可能全部遣散，但国防预算全被侵吞了，军队的吃饭问题该怎么解决？“自我造血”的军队经商政策就为此被提了出来。
自从国防预算被大幅削减后，军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从1979年的约18%狂跌至80年代中期的10%以下。扣除通货膨胀，许多部队连基本的伙食费、营房维修费都难以维持。于是，为了维持军队的生存，1984年11月1日，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军队要忍耐”，并明确提出要利用军队现有的设施和能力自谋出路。1985年，中修宣布裁军100万。同年，中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出台政策，允许并鼓励军队、武警部队利用自身的设备、技术、地产和运输能力开办企业，搞“农副业生产”和“第三产业”，正式解除了对军队经商的限制。虽然军队经商最初的口号是“补充伙食费、安置转业官兵”，但一旦资本的魔盒被打开，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军队迅速从“搞农副业”转变为利用特权进行高利润的商业投机。（详见《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 ）
军队经商除了为中修省钱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政治意义，把军队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既得利益者，防止军队中残留的革命派和其他资产阶级派别夺取权力。
有一次，纪登奎之子纪坡民谈到他在军队的同学在做生意时，纪登奎说：这是小平决定的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经济，做生意，改革开放。这个事情，党内有阻力，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难办了，就可能搞不起来。现在的办法，是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这可以使改革开放减少阻力。小平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办法的危害，可军队的事，小平也是难哪。 （纪坡民《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由于军队独立的军用铁路专线、军用港口码头、军用机场与军用车辆车牌，在80年代中修政府实行“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官倒）期间，军队企业利用军用运输工具，大肆倒卖计划内物资（如钢材、煤炭、木材），赚取巨额双轨制差价。各军区、各大总部将城市黄金地段的军用土地、仓库、营房直接改造成商场、宾馆、夜总会出租，形成早期的军企地产垄断。同时，军属企业享有大幅度税收减免，且地方工商、税务、公安部门无权检查军用设施和军牌车辆，这也为后来江泽民时代的半公开走私埋下了极深的祸根。
在80年代末，各大总部、各军兵种和大军区已经完成了立规建制，众多军企巨头如雨后春笋般蜂拥而出。1983年，经中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由总参谋部装备部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联合出资，成立保利集团（Poly Group，前身为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其最初主要从事军火进出口贸易，随后利用其深厚的军方背景与特许经营权，迅速横跨房地产、矿产、艺术品交易等暴利领域，成为总参谋部旗下最庞大的特权资本巨兽。1985年，总后勤部出资创办三九集团（前身为深圳南方制药厂），以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科研成果为依托，在深圳特区疯狂扩张，迅速成为全国知名的医药与跨行业资本帝国。新兴集团（新兴公司）于1989年前后成型，隶属于总后勤部。总后勤部作为管钱、管粮、管装备保障的部门，利用其掌握的全军物资采购和营房土地大权，将新兴集团打造成集房地产、工程建设、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超级军企。（《国资报告》2019年第4期，《今天，一文带你读懂那些军转央企的前世今生》）
80年代中后期，随着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地区私人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他们已不满足于国产奢侈品的享受，而进口汽车、家电、卷烟等物资税率极为高昂。海军部分基地、沿海守备部队及武警，开始利用军用舰艇（如猎潜艇、登陆艇）和军用码头，为地方私营资本或军队自办公司武装护航走私。当地方海关缉私人员想要扣押涉嫌走私的军牌车辆或军用码头货物时，往往遭到军警持枪拦截，地方政法机关根本无权干预，这直接导致了80年代末东南沿海关税的大面积流失。更为恐怖的是，这一切还只是“军警走私”的萌芽，进入江泽民时代后，走私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猖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田地。
1988年前后，全国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民众对于官僚利用权力倒买倒卖的“官倒”现象无比愤慨，而军队企业利用军用配额、军用运输线倒卖紧缺物资（如成品油、钢材、进口批文），是当时“官倒”狂潮中最具破坏力、也最不可碰触的一环。
姜某是旅游局下属的汽车保养厂厂长。他今年35岁，在省旅游局的中层干部中，以敢于投机和有魄力奢称。他不会修车也不会开车，原是公司车队的调度员，跟局领导的关系非同一般。1985年前，他从广东搞来过十几辆进口汽车倒卖，赚了不少钱。
86年后，进口汽车控制严了。各地奢华排场之风却愈来愈盛，进口小汽车的价格暴涨。现在唯一能搞到进口轿车的地方便是享受种种特区优惠政策的广东，一辆“皇冠”、“丰田”，一转手几万元便唾手可得。
但是，搞到汽车，路上关卡重重，检查站不断，想要顺利的蒙混过关，运回来很不容易。
租军用飞机，姜厂长想出了个绝招。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空军。现在部队也搞经营，只要给钱，飞机不难租到。汽车插翅膀，叫他们防不胜防。这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吧。
姜某以购买汽车为名，从银行里骗取了60万元贷款，并以4万元钱与空军签订了运输合同。他带着几个人赶到广东深圳、惠东等地，很快搞到了四部“蓝鸟”和“皇冠”。钱，使各种关节变得畅通无阻。他掏腰包，宴请机场的有关干部，酒酣耳热之后，他们当场就拍了胸脯保证装上飞机，当兵的讲义气、守信用。
四辆日产高级桥车空运到了G市郊区的军用机场，修理厂的司机们带上预先准备好的假牌照到机场接车。他们欢欣鼓舞，庆贺大功告成。当他们倒卖汽车被工商部门查获时，姜某立即把另外三辆未卖掉的转移藏匿。他有恃无恐，气焰十分嚣张，声称:“谁敢把汽车开走?！要车不给，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当工商局将《暂扣财物通知单》交给他时，他大耍无赖，叫嚷:“我不管法不法，有本事你们枪毙我好了!”
海南岛倒卖进口汽车的狂潮虽然受到了抑制，但查处并不彻底。这几年倒卖进口小汽车活动仍十分猖獗，其手段也更加狡猾和恶劣。倒卖一辆进口汽车可使人在一夜之间成为“万元户”已是公开的秘密。《人民日报》1988年10月5日的报道，显示了我们记者和编辑的勇气。《动用警车军车邮车闯关 走私贩私倒卖进口汽车》向我们披露了其中的端倪：
……截至9月底，湖南省工商部门今年查处违章小汽车达372辆。但是，这仅占走私、贩私、倒卖汽车的很小部分，大量来自广东等地的违章过境小车，在各种各样的伪装下堂而皇之地过关越卡。随着违法购车现象增多，为了逃避检查，许多单位和个人伙同军队、公安、邮电等部门的少数人，利用其工作的方便进行非法购车和倒卖活动。其主要形式有：假借执行公务；挂军牌、安警灯；出具假信件、佯装押送犯人；动用邮车偷运；化整为零，分开装运；有的甚至强行冲关，殴打检查人员。
7月30日，湖南省蓝山县工商局查扣两台“皇冠”车。这是辽宁省清原县交警队从广东省东莞市买的走私车。随车的清原县交警队副队长王胜利等3人在车上挂了带去的汽车牌照，其中一台还安了警灯，伪装到深圳执行公务返回单位。当车被蓝山县检查站查询时，他们先是向检查人员行贿，被拒绝后又强行冲关。
8月31日凌晨，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派副科长宋长海等5人，分别驾驶挂有洛阳市公安局车牌和警灯的日本进口轿车2辆，在蓝山县因无准运证被查扣。其中一辆车冲出一里多远，险些撞倒检查人员。
9月8日，平江县检查站查扣了一辆“广东06-0063”号旧牌照的新邮政车……
解放军某部后勤部物资管理站从广西南宁军分区购买“皇冠”两台，“蓝鸟”一台。他们采用化整为零的手段，将车分解为车壳和发动机等部件，然后用军用车分别装载，偷运出关。9月11日、12日被东安县工商局先后查获。
据透露，还有一些被查扣的小车，由于买方或卖方“后台”硬，“来头”大，工商局及有关部门迫于压力，不得不放行。
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如果我们的军队、邮电、公安等以及更有“来头”“后台”的部门都卷入市场倒卖的“黑洞”，那么，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危害，将达到怎样的程度呢？（详见《中国“官倒”“私倒”纪实》第70～72页）
…… 海军某基地的一艘战艇上一派繁忙，副艇长刘文德正在做启航的准备，岑水生这个从未上过政治课，找战士谈过心的指导员此刻郑重其事地召集艇上全体人员作动员：“今晚搞点‘副业’，要到海上接货，运去广州，有报酬，大家都要保密……。”夜幕降下，军艇启锚生火，悄然地驶到香港附近的大蜘州岛海面，这时，一艘机帆船从香港开来，亮过约定的联络信号后，香港走私船便毫无畏惧地靠上军艇，将价值20多万元的30箱录相机吊上军艇之后，开足马力消失在黑夜中，军艇慌忙掉转船头，朝广州方向溜去……（《中国“官倒”“私倒”纪实》第144页）
中修军队及其官僚是如此贪得无厌、利欲熏心， 肆无忌惮的疯狂敛财。然而，中修这样倒行逆施的苛政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八六学潮和六四事件先后爆发，尽管这两次群众运动均遭到中修的铁血镇压，但中修高层终于意识到了军队经商导致的军纪败坏、社会怨气以及对市场秩序的严重破坏，并频繁出台文件试图“清理”和“整顿”。（详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中修官方党史《中国军队经商》条目）六四运动被镇压后，1989年1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江泽民明确提出“军队要坚决停止经商”，要求坚决收缩。翻阅当时的官方文件（同上），中修高层虽明确下令要求‘军队坚决收缩经营范围、党政军机关彻底与公司脱钩’。可是，在没有财政军费兜底和群众监督等诸多准备措施的前提下，这些行政禁令最终只能沦为了纸上谈兵。正如历史所见，这次整改最终因为军费补贴不足和地方“军阀”阻力，在江泽民年代彻底流产，导致了90年代大规模的走私狂潮。
1989年，六四事件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宣布退休，并由江泽民接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但是，江泽民是一个一天兵都没当过、在军中没有任何根基和威望的文职技术官僚，面对军中各大官僚的冷落、甚至暗流涌动的政变威胁，他根本无法通过军事威望来服众。（自由派参考资料）老谋深算的江泽民很明显的察觉到了危机，于是，在1992年10月中修十四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泽民借助清除“杨家将”的机会，解除了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的军权，并在之后逐步收回了洪学智、萧克、廖汉生等大批老将领的军权。为了填补军中权力真空、安抚各大军区军头，老奸巨猾的江泽民便转而采用了资产阶级最常用的权术——金钱、利益和特权收买。在他的任期内，为了拉拢人心、培植私人势力，他打破了以往克制的晋升惯例，疯狂晋升了数百名将军，只要肯表态效忠、听话，不论是谁都能升官发财，其治军策略明显向“利益赎买、以利换忠”的政治权术倾斜。1993年12月江泽民再次提拔了大批上将。自此，“听话就给挂星升官，放任底下肆意捞钱”成为军队内部不成文的“潜规则”。（江泽民在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11年任期内，共8次晋升上将，总人数为79人，从建国初到2004年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算起解放军总共有164位上将。而从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算起，解放军则一共授予108人上将衔，一大半上将全为江泽民一人提拔，几乎是1955年到1966年第一次施行军衔制时期上将数量的两倍(《军委主席与授衔》)反革命叛徒林彪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就是大家发财”的谬论。看来，江泽民的治军理念与他的老前辈林彪真是颇为相似啊！
1992到1993年，随着中修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复辟的制度化），军队经商走向全面失控，军属企业数量膨胀至数万家，涵盖房地产、金融、夜总会等各种暴利行业，保利集团、新兴集团、三九集团等80年代就已经成立的老牌企业更是赚的盆满钵满，跃升为军企巨头。
1994年，江泽民在面对香港记者的内部会议中，将其治国与政治作风总结为“闷声大发财”哲学，闷声大发财绝非只是一句调侃，而是中修统治阶级内部最核心的“政治分赃契约”。它的本质是：“你们不要管政治路线、不要搞群众监督、不要问公有制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政治上服从我，我就赋予你们在各自领地里利用行政权力进行资本掠夺、闷声捞钱的无限特权。”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整个90年代，军队的经商、走私、贪腐情况，都已经猖獗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军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腐败，东南沿海军队走私比海盗还猖狂，北方军队走私比响马还厉害。我们下面引用的都是中修官方自己的记载和报道，虽然中修政府经常只敢报道一些小事或隐瞒歪曲事实，但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军队的腐败到达了什么样的地步，连中修政府自己的不得不承认情况的。那我们下面就来讲讲改开中性质最严重、涉案金额最大、政治与军事隐患最深厚的典型特大走私与特权腐败案例，看看中修的军队官僚们究竟是怎么“闷声发大财”的。
1998年，广东湛江爆发了轰动全国的特大走私案，以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绰号“湛江王”）为首的地方官僚集团，联合海军南海舰队、湛江海关、武警部队以及香港买办集团，建立的一条“军地联动、武装护航、海关放行、全额分赃”的走私流水线。该集团通过走私成品油（柴油、汽油）、进口汽车、钢材、糖、香烟等高税率物资，赚取巨额财富。该涉案金额之大，从1996年至1998年初，仅查实的走私成品油就达600多万吨，走私汽车1万多辆，案值高达110亿元人民币，偷逃国家税款62亿元（90年代年1元≈21世纪20年代10元，按当年汇率和财政收入，这是个天文数字）。由于湛江走私油量极大且免税，直接冲垮了中石油、中石化在华南地区的正规市场，导致当时国内多家炼油厂被迫停产。由于有军队撑腰，走私者得以动用军用港口与基地，他们通过租用或直接使用海军南海舰队的专用码头、油库和军用机场来卸货，地方海关和缉私队却根本无权进入军港检查。走私货船进入中国领海后，由海军涂装的舰艇或武警船只负责“护航”。货物出港后，套上军车牌照直接运往全国各地，走私全程都有军队武装保驾护航。在遇到极少数不听打招呼的缉私人员，走私集团甚至直接动用武警和海军守备部队持枪与海关缉私人员对峙，强行逼退缉私人员。更令人发指的是，当地的海关与地方政府非但不去制止，反而整体沦陷 ，也参与到其中分一杯羹。例如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被香港走私巨头（如李深、林春华）用巨额现金、豪宅和女色彻底腐蚀。海关不仅不缉私，反而为走私船开具假的“国税扣押证明”或“军用品证明”，使其合法化。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作为一把手，公然为走私集团保驾护航，收受巨额贿赂，甚至将走私带来的“繁荣”作为自己的政绩夸耀，以求得升官晋级。
1999年，福建爆发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该案的核心人物叫赖昌星，此人是一名流氓无产者，原系福建晋江农民，从小家境贫寒，文化程度极低，但他极具市井投机钻营的天赋，最善投机取巧、低买高卖。80~90年代，赖昌星乘着改开的“春风”，通过各种投机倒把和走私倒卖，赚的是盆满钵满（看看，资本家的资本是怎么积累的，怎么“勤劳致富”的）。赖昌星曾经在大队办的螺丝厂工作，之后5个人合资1500元，每人出300元买锻工工具帮人加工零件，赚了一些钱 。1977年，赖昌星和村民集资办起了汽车配件厂，挣到了第一桶金。1985年，赖昌星弄来图纸，从无锡请来师傅，开办工厂生产纺织机，每台卖7万5千元，成本只有2万5千元，生意供不应求，之后又办了服装厂、雨伞厂、印刷厂，到移民去香港前，已有几千万资产。 80年代末，赖昌星通过服装贸易、电子产品走私赚取第一桶金，随后获取买办身份，准备移居香港。 1991年，赖昌星正式移民香港，住在侧鱼涌，于两个月后购买比华利山庄开始做房地产生意，创办香港美好企业有限公司，当时正值香港房地产低潮，公司盈利十分可观 ，这个流氓无赖也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人民企业家 ”（职能资本家）。所以为什么说改革开放好，文化大革命时期，赖昌星不过是只一名螺丝厂工人，一到改革开放，便靠投机倒把摇身一变，成了个黑白通吃、贪得无厌的大资本家，可见改开的春风确实是让“人民”“富”起来啦。（详见中修官方出版《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纪实》 ）
“先富”的赖昌星没有遵照“改开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示去想怎么带动别人“后富 ”，反而一心想着怎么让自己能越来越富。1994年，赖昌星成立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他敏锐地察觉了当时官僚资产阶级“闷声大发财”的思想氛围，成功利用厦门特区的政策红利与免税优势，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庞大的走私帝国。狡猾的赖昌星先是在厦门修建了一座7层楼的“红楼”。这里集高档餐饮、桑拿洗浴、豪华客房、私人影院与赌场于一体，专供各级党政军官员享乐。赖昌星在“红楼”内大量暗置摄像头，利用金钱、美女（甚至安排明星）将官员拉下水，并留存录像作为要挟与控制的筹码。(金羊网-新快报《厦门远华案绝对内幕：上海小姐红楼锁高官》）赖昌星以各种软硬兼施的方法，结果成功的控制了一大批官僚。如原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被赖昌星以豪宅、美女和巨款彻底收买，海关不仅为远华的走私船提供“海关监管护航”，对其货物“不查验、不扣留、不收税”，甚至将海关缉私艇借给赖昌星装运走私货物。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张宗绪、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赵克明等整套领导班子被集体腐蚀，公然在政策、土地、税收上为远华开绿灯。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厦门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接培勇等，利用出入境管理权和边防查缉权，为赖昌星保驾护航，甚至在案发前还向赖昌星通风报信助其潜逃。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在厦门的机构，违规向远华集团发放数十亿元贷款，沦为远华走私资本的提款机。（ 金羊网-新快报《厦门远华案犯罪分子审判总体情况》）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该案波及范围直接延伸至国家安全核心中枢的高层军队官僚及其情报系统。姬胜德是中共元老姬鹏飞之子，时任总参二部（情报部）部长和少将，掌管全军军事情报网络、对外秘密资金与军工出口通道。赖昌星通过巨额资金贿赂姬胜德（仅查实的现金与资助其妻在美购房款就达数百万美元），将姬胜德彻底拉下水。使姬胜德利用职务之便为其提供军事特权，为他签发了大量军用免检车牌、总参秘密通行证，甚至将远华集团的走私船挂靠在总参情报部的“秘密企业”名下。海关和缉私艇见到军方和情报部门的牌照与批文，根本不敢扣查。姬胜德甚至利用总参二部的海外秘密账户，帮助赖昌星将走私所得的数百亿资金洗往海外，而赖昌星也反向资助姬胜德在海外置业、转移资产。据查，姬胜德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130多万元（其中包含厦门远华集团赖昌星行贿的 365万美元），侵吞及挪用军事用途资金975万元人民币，多用于其个人挥霍及家属在海外购置房产。私自挪用总参谋部下属公司违纪炒股收益250万美元（另包含向美国民主党筹款人汇款的30万美元等）。除了上述美元和人民币，其名下还有数千万港元的巨额资产无法说明合法来源。1999年姬胜德被隔离审查，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引发全国震动。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是邓小平时代掌管军队大权的核心人物，其家族成员也被赖昌星拉下水。其女刘超英时任总参情报部五局上校副局长，郑莉则是刘华清儿子刘卓明（后升任海军中将）的妻子，即刘华清的儿媳。当时在总参谋部设局（总参营房与工程建设部门）及军企系统任职。赖昌星通过资助其在海外开公司、提供资金，与其建立利益同盟赖昌星通过港澳买办渠道和总参情报部原部长姬胜德的牵线，搭上了刘超英与郑莉。赖昌星为刘超英在香港及海外设立公司提供巨额启动资金、豪华住房和资金洗钱通道同时，也为郑莉在军用土地开发、营房工程及军企贸易中提供巨额回扣与商业利益。作为回报，刘超英与郑莉利用其在总参谋部及刘华清家族的影响力，用军方背景在商业和军工贸易领域为赖昌星牵线搭桥，为远华集团的走私活动提供军队背景庇护。这包括帮助赖昌星获取总参签署的军用免检车牌、机要通行证，以及将远华的走私船只和物资包装成“军方秘密采购”或“总参外围企业业务”，使其得以彻底规避海关和缉私部门的查验。随着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的落马，刘超英与郑莉也相继被隔离审查和带走调查。中修专案组彻底查清了二人利用军队特权收受赖昌星巨额贿赂、违规参与商业走私及非法资金往来的事实。二人随后被免去军职，受到中政府修严厉的惩处。
总而言之，我们也并不能说赖昌星完全辜负了邓小平总理的夙愿，因为他的确让福建省的党、政、军、警、宪、特、海关、金融等整个体系乃至中央的官僚都富得流油，而他自己更是赚的盆满钵满，他在军队和当地官僚协助下，走私了大量的成品油、植物油、香烟、汽车、化工原料、纺织原料、高档电器等货物 ，据查从1996年至1999年案发，远华集团走私货物案值高达530亿元人民币，偷逃国家税款300亿元。，且其将走私的廉价成品油和植物油大量倾销全国，直接冲垮了华南、华东地区的国有石油与粮油产业，导致国家财政巨额流失。 （中国青年报《赖昌星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2005年，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一年后，中修军队又爆发了王守业贪腐大案。王守业于1943年出生于河南广武（今荥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8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随后应征入伍，长期在空军后勤部基建营房系统工作，一步步做到空军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1995年，王守业迎来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升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全军房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并于1994年晋升少将军衔，执掌全军基建大权。总后基建营房部是全军最有含金量的“肥缺”之一，王守业手握全军营房建设、国防土建工程招标、数百亿房改资金拨付以及全军黄金地段军用土地转让审批的大权。2001年，尽管内部对其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已有检举，但在时任军委高层（包括后来落马的徐才厚等人）的庇护下，王守业跨军种升任海军副司令员，并于2002年晋升海军中将军衔，此时的王守业真可谓风光无限、权倾一时。
手握大权的王守业为了揽财，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在先是在工程承包中吃回扣，在军用机场、码头、营房等大型国防工程招标过程中，按比例收取承包商的巨额回扣。他还倒卖军用土地，因为改开后城市地产暴涨，军队又拥有大量城市黄金地段的土地，王守业便通过将军用土地低价批给私营开发商或进行商业开发，收受回扣与暗股。他还在其所在的基建系统大肆卖官鬻爵，在总后基建营房系统内部明码标价，将下属营房处长、副部长的提拔与工程分配挂钩。王守业还利用金钱和职权，长期包养了多名情妇，包括文工团演员、医院护士及基建系统内部的多名女性，并为她们购买豪宅、提供资金。
王守业落马后，中修专案组对其位于北京、南京等多处豪宅进行搜查时，查抄出大量外币现金、黄金以及高档名酒。部分巨款甚至被他直接装在军用密码箱和防潮抽湿箱中，藏于墙壁暗格与地下室内。2006年中修军事法院查实，王守业受贿及挪用公款竟高达1.6亿元人民币！（2006年1元≈2026年5元）王守业案从江泽民时代起横跨十年时间 ，最终因几名被王守业抛弃的情妇联合举报，写了上百封举纸材料，不仅向中央军委纪委、最高检检举甚至连续数周身着便服挂着举报牌，在海军司令部大院门口以及海军重要会议场所外拦截领导车辆、散发举报信。 这一极其公开化的丑闻彻底才将王守业的黑幕曝光在全军面前，最高层也无法再进行包庇，才被迫下令成立专案组彻查，否则，王守业还要猖狂多少年仍是个未命题。（《王守业贪污1.6亿，2005年“双规”后却被放出，他叫嚣：我摆平了》）
从以上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中修军队已经彻底烂完了！从上到下个个都为非作歹、无法无天，这哪里还有一点“人民军队”的样子？分明就是一群国民党兵痞！一支法西斯军阀部队！
中修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看到军队经商和走私严重打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安稳后，感到坐不住了，早在1996年就提出军队应当禁止经商的问题，但是没有得到支持。1998年，问题越来越严重，朱镕基感到问题不能再拖，于是再次向江泽民提出这个问题，强烈要求禁止军队经商。
在1998年7月15日的“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闭幕讲话中 ，朱镕基在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的走私主力已经不仅仅是沿海的渔民或犯罪团伙，而是演变成了企业、事业单位甚至国家机关的法人走私。他还在讲话中证实，部分地方和部门的腐败分子已经与走私分子沆瀣一气，形成了保护伞。现行缉私体制存在重大漏洞，由于海关、公安、工商等部门各自为战，且部分地方执法人员被腐蚀，导致缉私效率极其低下。（详见《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 ）而军中走私物品更是无所不有，甚至包括毒品。中修小粉红嘲笑外国毒品猖獗，却不知外国毒品很多也是“中国制造”，据BBC2001年3月28日消息，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他们每年向菲律宾提供价值约12亿美元的“冰毒”。戈莱日希望中国能够制止毒品运送到菲律宾。他说，若中国毒品走私减少50%，菲律宾的毒品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半。（《菲律宾称中国军人走私毒品》）
终于，江泽民在这次“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正式上宣布，军队、武警、政法和公安系统不准再经商，并在12月底完成“脱钩”，向地方政府交接业务。江泽民从原来的纵容军队经商，到后来的禁止经商，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动作，但是，身为道貌岸然的虚伪“变色龙”，江泽民背后的动机却是一脉相承的。美国银行资本家、资产阶级文痞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里把禁止军队经商一事当成江泽民的功劳大吹特吹，这纯粹是颠倒黑白。我们开头已经说了，江泽民当初之所以纵容军队经商，是因为他在军队中培植亲信、滥授军衔需要一个腐败的环境，需要一个不把注意力放在正规化和强化战斗力上面的军队，而军队腐败的一团糟现象对没有军人经历的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军队搞帮派是最有利的。
但老谋深算的江泽民也害怕军队经商会给军人带来更大独立性，不利于他的控制，因此又希望能断了军队的财路，这样军队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靠他来拨款，只能听令于他。而禁止军队经商是江泽民的一条出路，而且，禁止军队经商还可以成为江泽民在军队显示权威的一个好机会，这些年在军队培植势力使江泽民有了信心。在杨氏兄弟倒台、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大权独揽。在朱镕基的强烈坚持下，江泽民权衡个人的得失后，才走出了禁止军队经商这一步。
但为保险起见，江泽民还是使出了惯用的招法，让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胡锦涛出面来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自己躲在幕后。当时胡既非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亦非副总理，而是负责党务，这次只好到军队硬着头皮虎口拔牙。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钦定的第四代接班人，始终令江泽民鲠骨在喉，所以是凡难事江都让胡锦涛出面顶着，名义上是锻练，实际上是万一出事，对于军队的反弹和各种阻挠，不必直接负责，胡就是替罪羊，正好也顺势把“第四代”的名份拿掉。这种手法江泽民在以后多次使用，好在胡锦涛为人低调谨慎，再加上运气好，居然从未遇有大闪失，顺利接班。
但在大约两万家军队所属企业中，当年底只有不到五千家完成或即将完成向地方交接。由于军队企业属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且享有巨大特权，与地方工商、税务部门无涉，资产、分配、盈利走向基本上是一本糊涂帐，涉及到军方既得利益，自然是刁难、阻拦、阳奉阴违，为清查带来数不清的障碍，过分深入又可能触及“军事机密”，所以则是能糊涂就糊涂，因为认真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最后查证一事仍然等于是不了了之。军方的洪学智、萧克、廖汉生、杨成武、杨白冰等老将，为此都曾表示强烈不满，说江泽民在“自毁长城”。可是这些老家伙此时早就已被江泽民用硬刀子、软刀子整下去了，在军中早已没有实权了。
自从1998年被迫宣布取缔经商后，老奸巨猾的江泽民又动起了其他歪心思，他通过扶植徐才厚、郭伯雄为军中代理人，以实现代理人治军，并将军队大权“股份化”，以实现退休后的垂帘听政与为家族利益保驾护航。1999年9月中修十五届四中全会，江泽民亲自将心腹徐才厚提拔为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掌管全军干部人事大权），并提拔郭伯雄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务副总参谋长。“徐郭代理人体制”开始生根发芽。
2002年11月中修十六大，江泽民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强行留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使中国继续陷入“枪指挥党”的怪圈（前者为邓小平）。在本次大会上，徐才厚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郭伯雄则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2004年9月中修十六届四中全会，即将退休的江泽民被迫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但在离任前夕，他完成了军事布局的最关键一步：安排徐才厚、郭伯雄两人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通过军委内部规则，架空了新任军委主席胡锦涛。
于是，名义上退休的江泽民依靠其扶持的军队代理人，用徐才厚掌管政工与人事、郭伯雄掌管作战与装备采购，牢牢控制枪杆子，使继任者胡锦涛成为“无枪的傀儡”。他则仍然垂帘听政、遥控指挥，学起了乾隆皇帝和邓小平，大摇大摆的当上”太上皇“。他又通过军队政治股份化，让徐郭二人把军队的人事权和指挥权降格为商品。根据新华社的报道，郭伯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取贿赂。这样的描述，实际上就是卖官。徐才厚涉及的罪行，同样包括受贿卖官。据坊间传闻，军中卖官明码标价：少将500万、中将2000万。(港报社评：《军队买官卖官，战力可以倚赖？--明报8月4日》）同时，他依靠徐郭在军中的铁腕为家族利益护航，江氏家族（如江绵恒掌控的电信帝国、江志成运作的博裕资本）得以在金融、电信、军工等垄断领域毫无顾忌地进行百亿级的资本套现与洗钱，赚的是盆满钵满。
官僚资产阶级头子江泽民在治军时如此任人唯亲、唯利是图，还以一副虚伪的面孔把自己包装成自己一心为民的贤明长者和博学绅士，欺骗了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使得一大批粉红和改良派捧臭脚，甚至让不少自由派都另眼相看。可事实已经证明，江泽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官僚、反革命分子、两面派！
2012-2026 “复兴”帝国主义军队的时代
进入21世纪10年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中国就这样走过了第三个十年。同时，这也宣告着中国正式迈入了第四个十年——习近平时代。然而，对于当时的人民群众乃至官僚集团来说，尤其是对于军队来说，恐怕没人没想到，中国接下来将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充满血雨腥风的十年。
2012年中修十八大习近平即位后以来，军队反腐被提升到了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以及“统帅权巩固”的政治高度。同时，习近平提出了政治建军和“四坚持、三统一”的核心概念，即强调军队首先是政治机关，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提出军队反腐必须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刚刚上任的习近平便在包括军队的各个领域中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于是在十八大后即有16名军级以上军官（不含副国级及以上官员）被宣布查处：谷俊山、王明贵、方文平、卫晋、叶万勇、杨金山、张祁斌、符林国、刘铮、戴维民、高小燕、马向东、张代新、范长秘、于大清、陈强。从2012到2015年，总共有41名军队高级官员（不含徐才厚、郭伯雄）被查处，他们分别为王明贵（防空兵指挥学院原政委）、方文平（山西省军区原司令员）、卫晋（西藏军区副政委）、叶万勇（四川省军区原政委）、杨金山（成都军区副司 令员）、张祁斌（济南军区原副参谋长）、符林国（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刘铮（总后勤部副部长）、戴维民（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高小燕（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政委）、马向东（南京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张代新（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范长秘（兰州军区副政委）、于大清（第二炮兵副政委）、陈强 （96301部队副部队长）、朱和平（成都军区联勤部部长）、王爱国（沈阳军区联勤部原部长）、黄献军（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原主任）、段天杰（国防大学政治 部副主任）、苑世军（湖北省军区原司令员）、黄星（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原部长）、张东水（第二炮兵副政委）、刘洪杰（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副部长）、程杰 （海军北海舰队副参谋长）、陈剑锋（广州军区联勤部原副部长）、陈红岩（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声（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郭正钢（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兰伟杰（湖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占国桥（兰州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占俊（湖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董明祥（北京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傅怡（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周明贵（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寇铁（黑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刘占琪（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司令员）、邓瑞华（兰州军区联勤部原 政委）、王信（武警部队纪委对武警交通指挥部原政委）、张万松（兰州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吴瑞忠（第二炮兵工程大学原副政委）、瞿木田（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副司令员），其中有六位甚至是副大军区级及以上级别的核心官僚。
在中修小粉红的眼中，这正是习近平大公无私、不惧权贵、为国为民的体现，他们更是吹捧习近平的“极限军改”和“强力反腐”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可惜，期待修正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一心为民，不亚于期待海外民运带领中国成功走向“民主化”。南宋时主张割地赔款、害死民族英雄岳飞的“卖国皇帝”宋高宗，为了平息民愤、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将北宋末期祸害天下的“六贼”（蔡京、童贯等）纷纷流放、处死，难道这就能代表他是一代明君了吗？天底下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荒唐的事！
事实上，习近平本人名为反腐，实则更多是借反腐之名，肃清江派、团派等前朝势力，来稳固自己的大权。为了证明这点，我们接下来将分成两个阶段，依次论述习近平时代的军队贪腐问题及其应对的措施与目的。
第一阶段（2012—2017）中央集权，大权独揽
习近平主要在破除江泽民的“代理人体制”，把江派的政治势力一一拔除。2012年，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落马， 谷俊山在军中“八年连升五级”（从总后营房部副部长一路爬升至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军衔）的超常规提拔期，主要发生在2001年至2012年间。在这期间，谷俊山直接巴结、效忠和贿赂的核心人物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及国防部长梁光烈等人）。前文我们已经说过，徐才厚是江泽民的代理人与心腹，谷俊山则被视为徐才厚派系（即江泽民军中势力延伸网络）的利益代表人和“铁杆亲信”，谷俊山落马，直接牵出了其后台徐才厚，这自然是对对江泽民在军中势力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正式掀开了习近平对江派的全面进攻的序幕。
落马前的谷俊山掌管军用土地出让和营房建设大权，他将全国各城市黄金地段的军用土地，通过暗箱操作低价批给关系密切的房地产资本家，随后在开发利润中抽取巨额回扣，或者直接折算成干股。政府在清查谷俊山的财产时，发现其竟然在河南老家占地数十亩，仿照故宫格局建造了富丽堂皇、奢华至极的“将军府”。办案人员还在其地下室搜出了大批茅台、成箱的金条、大量纯金雕像，甚至有一艘纯金打造的大船，涉案金额超过300亿元。
消灭谷俊山后，习近平便着手消灭江泽民在留军中最大的两个代表——徐才厚和郭伯雄。2014-2015年，此二人因买官卖官案皆被抓捕。中修官方公开通报表示，徐才厚长期掌管全军政工与人事大权，将干部任用作为商品买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政府在其豪宅地下室查抄出大量现金（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数吨重的硬玉翡翠以及大量珍贵文物，需动用多辆军用卡车才清运完毕。（新浪网：《徐才厚案发被查抄现金达1吨重 仓库藏唐宋古玩》）郭伯雄则掌管全军作战与装备大权，与徐才厚分工合作，形成军内“双头垄断”，将高级军官（少将、中将等）的提拔明码标价出售。
在这之后，习近平又开始剿灭军中其余的江派残余势力。房峰辉（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与张阳（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本是郭徐二人培养的军中接班代理人，他们皆在中修十九大前夕（2017年）被调查。张阳于2017年11月在接受调查期间在家中畏罪自缢身亡，房峰辉则于201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军方知情人士透露：“他（张阳）胆子大、敢收钱，一路行贿一路高升。“坊间流传张阳外号“张麻袋”，意思是其收钱送钱都用麻袋装。房峰辉则更是猖獗，在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大肆变卖军产地皮，从中牟取暴利。其中，仅北京解放军292医院的地皮转让就卖出了高达47亿元人民币。他还在军内大搞权钱交易，通过提拔、调整干部职务收受下属巨额贿赂。同时，他为了自身职务晋升，亦向当时的军委高层进行利益输送和行贿。他的生活也极其奢靡，有报道指出其在饮食和生活上极其讲究，曾专门派遣厨师前往广东学习粤菜以供其享用，且日常居住、出行等标准严重违纪，此二人涉案金额巨大，被习近平指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实际上则是“对习近平不忠诚、不老实”。我们不禁问，假如他俩及时抛弃江泽民，老老实实的向习近平投名状、表忠心，还能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吗？然而，不管他们结局如何，江派势力在中修政府中的式微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在清洗军中江派成员的同时，习近平自2015年起启动名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军事改革（废四大总部、划五大战区、收归武警、停止有偿服务等），即粉红建制派之流口中的“极限军改”。 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之一，习近平军改表现出的状况虽很具有复杂性和迷惑性，为此，我们在进行分析时，既不能相信粉红建制派之流的“强军梦”宏大叙事，也不能仅停留在资产阶级媒体所谓的“宫廷内斗”上，而要善运用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台显微镜，去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调查。
我们首先要指出，这场军改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对江泽民时代全面资本化、腐败建制化恶果的“被迫擦屁股”。 在军改前，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已经把军队变成了一个“按钱分赃、明码标价”的超级股份公司。这种军阀割据式的“东北虎、西北狼”局面严重削弱了中央的绝对控制权，且军队在军购、装备和科研领域也造成了数不胜数的豆腐渣工程（如火箭军后来暴露的深层腐败）。对于作为最高统治者、官僚资产阶级代表的习近平而言，如果任由军队继续“闷声大发财”、烂成清朝的八旗军，那么在面对国内阶级矛盾总爆发，或是对外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与殖民侵略时，这支军队将无法充当合格的“暴力铁拳”，这从长期讲是根本不符合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习近平的宝座也就保不了了。因此，军改的首要动因，是官僚资产阶级政权为了防止暴力机器彻底失效而进行的法西斯式自救。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归根结底是整个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习近平进行了十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破除四大总部、重划战区，用统一的部门消灭各自为政的“山头资本”，其核心措施是“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以此废除了长期尾大不掉的“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四大总部，将其改组为15个职能部门，并将七大军区压缩为了五大战区。接着，他斩断了寻租肥缺的路径。 原“总后勤部”（管钱管地，出了谷俊山）和“总装备部”（管军购研发，在习近平军改后仍出了李尚福和火箭军窝案）是军内官僚垄断资本最肥硕的吸血泵，军改通过将“权力拆分、相互牵制”，名义上打破了这些部门长期由特定红色家族或军内派系世袭、垄断的格局。随后，他清理掉军队的“有偿服务”，在2016年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全面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的一切“有偿服务”（包括军队医院、军下属招待所、军用土地出租、军队文艺团体的商业演出等），使资本在军内“隐形退场”与转移领域。事实上，习近平消灭各自为政的“山头资本”，是想用中央垄断取代地方分赃，它并没有消灭剥削和压迫，而是把原本散落在大军区、各大总部军头手里的“私有化特权”，重新收纳、集中到了中央最高统帅一人的手中，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暴力机器上的绝对中央集权。他清理掉军队的“有偿服务”，宣扬这是继1998年禁商后的军队“彻底切断铜臭”，可正如同资本家用工资和利润的形式掩饰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实际上从来没有退出军队，只是转换成更隐秘、更高级的形式存在。他让军队从“小摊小贩”升级为“军工复合体大分赃”，军队不再去开宾馆、医院、KTV赚普通老百姓的零钱，转而拥抱“军民融合”战略。军队开始与大型科技垄断央企、私人高科技买办资本（如各类特许军工供应商）结成了更深度的利益同盟，贪腐也从过去的“收现金、走私军火、倒卖地皮”，升级为在百亿、千亿级别的军工预算中贪污从而谋取暴利（这也是为什么2023-2024年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依然会爆发塌方式贪腐的根本原因）。
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大清洗之后，习近平几乎彻底清除了军界政界一切政敌，树立了自己无上的权威，在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资产阶级）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宣布修改宪法，正式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职期限，登上了权力宝座。
2019年，新中国建国70周年（包括中修复辟的41年），中修不论是在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都貌似达到“顶峰”， 此时的习近平也可谓如日中天，个人威望与权力掌控都达到了极点。只是习近平这时绝对没有想到，他这样君临天下、风调雨顺的好日子仅仅一年后便土崩瓦解了。
第二阶段（2023至2026年）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由于中修官僚资产阶级与垄断资本家在三年疫情期间的胡作非为，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且国内此起彼伏爆发群众示威游行运动与工人自发反抗运动，中修不仅在经济财政状况上一落千丈，在民间的威信以及支持度更是持续下跌（尤其是对习近平本人）。大量的群众愈发对中修政府感到不满。此时的习近平可谓是焦头烂额，自己好不容易坐上“修宪皇帝”宝座才不到两年，就被突如其来的三年疫情和人民反抗运动搞得寝食难安。疫情后经济的持续恶化，群众普遍的不满本就够令这位资产阶级独裁者担忧了，跟令他忧心忡忡的是，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才成功改造掌控的军队，马上就又要闹出大乱子。
进入2023年后，习近平对于军队的贪腐问题从原来的假途灭虢、主动出击、先射箭再画靶，变为了面对突发性屡禁不止的大规模腐败的被动被迫应对。随着军队完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军改后，军队腐败形式从传统的“买官卖官””军火走私“等演变为 在国防工程建设、高科技装备采购、军工资金划拨中的进行暗箱操作与吃回扣。 2023年爆发的一场军中地震，直接重创了中修最核心的战略威慑力量。2023年下半年，中修火箭军高层因爆出的贪腐问题被一锅端，包括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原政委徐忠波、原副司令员刘光斌、原副司令员张振中等整个司令部班子被集体清洗，直接“全军覆没”。 连续两任前国防部长均遭判重刑，魏凤和（首任火箭军司令员、原国防部长）在2023年9月落马，2024年6月被开除党籍军籍，2026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中修通报指其“忠诚失范、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收受巨额钱款”。李尚福（原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原国防部长）于2023年8月落马，2026年与魏凤和同案宣判，因犯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其主要贪腐行为发生在掌管全军“装备发展部”（即军队数十亿至数百亿美元的武器采购大权）期间。讽刺的是，这两位官僚居然都是习近平自己扶持的亲信。
习近平毕竟既不是傻子，也绝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包青天，他为何要惩处自己的亲信呢？因为火箭军作为中修的精锐部队，是中修能够东面与美帝竞争、南面威胁恐吓台湾的重要保障，可是，李尚福、魏凤和治下的火箭军贪腐问题严重，而严重的贪腐又导致大批军事装备和战略火箭部队战力受损，关键军事机密和核武核心技术存在泄露隐患，甚至被认为严重影响了关键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这自然令一心迫切想侵略台湾的习近平感到极度不满与恼火。 在火箭军高层被习近平“一锅端”后，又相继爆出关于导弹零件是假冒的，以及核威慑能力被严重夸大等严重问题。2024年，美帝有情报评估显示，中修火箭军中部分本应注入高能液体推进燃料（非固体燃料）的战略导弹（如液体燃料的东风-5系列等），由于层层贪腐与军费克扣，燃料箱内竟然被违规灌注了水，而非燃料，这导致导弹在危机时刻根本无法正常点火起 ； 中修在甘肃、新疆等西部荒漠地区近年来大举建设了成百上千个巨型洲际弹道导弹（ICBM）地下发射井（Silos）。然而这些地下筒仓的发射井盖在功能上存在严重的建造缺陷，无法在战时顺利打开，直接导致导弹无法有效发 。（朝鲜日报（韩国））虽然反动派们之间经常相互揭老底和“造谣抹黑”，但中修军队内部有多腐败也因此可见一斑。
在2023到2025年间，中修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与军工央企寡头中进行了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破坏最深度的塌方式腐败清洗。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吴燕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袁洁、王长青）、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谭瑞松、周新民）等数十位军工央企董事长、总经理及军工专家纷纷被清算。中修中纪委通报将其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即这些国企高管利用国家倾斜的千亿级国防科研与武器装备预算，在军工研发、采购供应链、企业兼并重组中大肆进行私人利益输送。这场大清洗几乎覆盖了中国国防工业最核心的“四大支柱”（航天、兵器、航空、电子），落马高管均为掌握国家战略武器研发与制造命脉的“军工巨头”，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CASC） 是中国战略导弹（洲际导弹、火箭军主战装备）和载人航天、卫星系统的核心研制生产单位。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吴燕生掌管该集团多年，直接对接军队装备采购与战略威慑武器预算。中国兵器工业集团（NORINCO）是陆军装备、重型武器、精确打击弹药与陆基装备的垄断巨头。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刘石泉（曾任航天科工总经理，后调任兵器工业董事长）是航天与兵器两大军工集团的“双料巨头”，在军工科研与装备采购领域拥有极深的人脉与权力。中国航天科工集团（CASIC）是中国战术导弹、防空导弹、前沿高超音速武器的主要研制单位，是火箭军和空军精确打击武器的核心供应商。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C）掌控着中国所有歼击机（歼-20、歼-16）、运输机（运-20）、直升机与航空发动机的研发生产，是空军与海军航空兵装备的绝对垄断者 。
中修官方通报将这些案件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在缺乏外部监管与高度保密的军工黑箱中，这些央企高管主要通过以下四大模式将千亿国防预算“私有化”：
装备采购与供应链中的“家族/影子公司”吃回扣
由于一款战略武器（如导弹或战机）往往包含数万个零配件（电子芯片、特殊合金、发动机零部件、雷达组件等）。军工集团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将原本需要公开招标或由优质国有单位生产的零部件，定向发包给其亲属、心腹或代理人暗中控制的“私营影子公司”。这些“影子公司”把采购单价抬高数倍乃至数十倍，军工集团用国家国防预算掏钱购买，高价中的差价（巨额利润）随即通过海外账户、虚假咨询费、股权代持等方式，回流到吴燕生、刘石泉等高管及其家族的钱包里，导致国家千亿级国防拨款大量流向私人口袋。
“军民融合”中的资本运作与掏空国企
在近年来“军民融合”战略推进过程中，各大军工央企高管利用资产重组、引入民间资本和子公司上市的机会（如航天系、航空系旗下数十家上市公司），将集团内部极具盈利前景的高价值高科技军工技术或核心资产，低价评估后剥离注入到私人资本占股的“混改企业”中，变相输送给私人买办资本或海外资本，从中赚取股权回扣与重组佣金。高管以极低价格甚至“白嫖”获得这些上市公司的原始股或期权，待股票上市后在资本市场上高位套现，一次性获取数千万至数亿元的暴利，真正实现了“靠山吃山、靠军工吃利息”。
研发数据虚报与“豆腐渣工程”
为了骗取国家倾斜的巨额国防科研经费，部分军工高管与军方装备采购部门（如李尚福掌管时期的装备发展部）合谋，虚报研发进度、隐瞒技术缺陷、甚至在关键零部件采购上以次充好。如火箭军的大批导弹发射基地、地下掩体工程、silo（发射井）建设涉到及数百亿的土建工程，军工寡头于是与军方装备、后勤部门（如原装备发展部高层）联合暗箱操作，把这些保密防空工程承包给特定的施工队伍。承包商为了拿到项目，需要向军工高管与军方将领支付10%~20%的回扣。承包商为了偷回这部分成本，便在工程材料上滥竽充数、偷工减料，这也直接诱发了后来震惊高层的“导弹装备与发射设施可靠性达标危机”。这一现象在2023年火箭军塌方案中被彻底揭露，直接导致战略装备的实际可靠性打上巨大问号。
军队装备部门与军工巨头的“狼狈为奸”
军队装备部门（买方）与军工央企（卖方）形成了极其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军工央企用巨额回扣与商业利益“贿赂”军方装备部门将领（如李尚福、张育林等）；而军方将领则用订单和预算“滋养”军工寡头。像李尚福这些掌管的军方装备发展部拥有“给谁拨款、买谁装备”的终极决定权，军工央企（如兵器工业、航天科技）为了让自己的项目拿到国家国家数百亿的项目立项和采购订单，会动用巨额“营销费用/科研招待费”去行贿买通军方装备部门高官。军方高官拿到钱后，将千亿订单砸向该军工企业。军工企业高管拿到订单后，再从采购款中再次抽成私分。双方互相勾结、明码标价，结成了固若金汤的“订单—回扣—买官”利益共同体和“订单换回扣、回扣换官职”的闭环。
这批落马的军工巨头（如航天科技吴燕生、兵器工业刘石泉、航天科工袁洁、航空工业谭瑞松等）以及军方买家（如李尚福、魏凤和），其贪腐金额打破了以往军队腐败的最高纪录 ，没有人知道这群官僚资本主义寄生虫究竟吸取了多少民脂民膏。以李尚福、魏凤和为例，根据同级别高官（如以往郭伯雄、徐才厚案及近年的死缓判决标准），其个人及家族涉案金额均在数亿元人民币以上。对于军工央企头子（吴燕生、刘石泉、谭瑞松等），他们作为掌控数千亿资产、年营业额数千亿的央企“一把手”，其个人直接收受的回扣、现金、暗股及非法获利，普遍在数千万元至上亿元量级。2016—2023年间，中国在战略威慑（火箭军导弹井建设、高超音速武器）、海军远洋舰艇、五代战机及数字化陆军装备上的投入高达数万亿元人民币。这批落马高管曾掌控着这些战略工程的招投标与资金划拨大权，哪怕只从中抽取1%—3% 的隐蔽回扣或寻租费用，整体涉案金额规模就高达数百亿元。
在普通国有企业，审计、舆论和市场尚有微弱的监督，但在军工系统，“国防机密”这四个字成为了阻断一切外部审查和工人阶级监督的绝对屏障。高管们在“保密”的黑箱里为所欲为，将中修国家打着“强军”旗号拨付的全民血汗钱，变成了少数官僚买办集团进行利益分赃的提款机。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军工强调“自力更生、鞍钢宪法、群众路线与工人阶级监督”。而在改开后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下，所谓“国家机密”成为为剥夺群众监督权、阻断外部审查的特权遮羞布，军工寡头们在“国家机密”的幌子下，将千亿元预算变成了私人分赃的黑市。
2026年1月24日，中修官方发布了一则惊天通报：中修中央决定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紧接着，《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 彻底肃清流毒恶劣影响》的重磅社论，如果仔细拆解中修官方的措辞，会发现其定性已经远超普通的“贪污受贿”。《解放军报》称张又侠和刘振立”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 这是全篇社论最致命的定性。在中修军队的政治语境中，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指责张又侠、刘振立“践踏破坏”，意味着他们在军中形成了脱离中央集权控制的“地下权力中心”，在人事任命、重大战备决策或装备采购上搞独断专行、越权搞小集团。报道还称他们二人“严重助长危害党的执政根基”以及“政治和腐败问题交织”，中修官方明确指出两人不是单纯的“经济贪腐”，而是“政治问题与经济腐败深度交织”，这意味着他们在军中搞山头主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严重威胁到了中修最高统帅习近平对军权的绝对垄断地位。
那么，为何此二人受到清洗，会引发国内外如此巨大的震动呢？事实上，张又侠和刘振立根本不是普通将领，他们是此前军中仅存的“实战派”，为数不多的参与过战争的高级将领。二人之所以一同被清算，是因为张又侠代表了“装备采购与国防预算的大金库”，刘振立代表了“军队作战指挥与兵力调动的参谋中枢”。二人联手被查，意味着掌控“枪杆子（兵权）”与“钱袋子（装备）”的两大军中巨头构成了高度集中的利益同盟，这直接触碰了习近平的绝对集中统一领导的红线。 且张又侠主政总装备部及装备发展部期间，正是中国五代机、战略导弹井、高超音速武器和海军大造舰预算爆炸的几年，军工央企（如兵器工业刘石泉、航天科技吴燕生）为了拿到数千亿订单，向装备部门高层疯狂输送暗股与回扣。而李尚福正是张又侠在装备部的直接继任者与亲信，他的落马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拔出萝卜带出泥，间接把昔日的老上司张又侠也连根拔起。
截止2026年8月，目前中修二十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原有的7人领导班子中，仅剩下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军委副主席、委员张升民2人，其余多名高级将领均已先后落马或去职。
从郭伯雄、徐才厚，到房峰辉、张阳，再到魏凤和、李尚福，直至今天的张又侠、刘振立，尽管习近平通过自上而下的反腐抓捕了一批又一批官僚，贪腐的官僚非但不减少，反而越来越多，陷入了”反腐反腐，越反越腐”，“自己提拔的人再次贪腐”的怪圈。这种情况证明：没有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仅靠自上而下的党内自查与官僚自觉性，根本无法控制被资本和特权腐蚀的暴力机器。中修的军队这一反动暴力机器只会在愈加法西斯化和愈加腐朽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在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被彻底消灭。
截至今日，军队经商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如军医院给外人看病、军工厂制造民用品在今天仍然普遍，而中修也不想清除这些残余。因为中修制造和制止军队经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阶级矛盾和与其他资产阶级、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不深刻时，军队就是个包袱，可以随便腐败，而矛盾越来越深刻了，军队就成为镇压群众、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力量，过度腐败就威胁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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